二　齐城建置年代之推测
　　
　　齐城建置之年代，於史颇难者稽；后人论述，其说不一，然终未有确定之判断。顾亭林《日知录》（卷三十一）长城条云：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阡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封晋人，则可知矣。至於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於是寇抄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
　　此言长城之创始，由于井田与车战制度之废毁，此乃泛论之言也，其於各国所筑长城之年代，尚当具体考之。齐长城建筑之年代，求之古籍，所言不一，兹试举诸家之说以言之。
　　甲，齐城已存於齐桓公之时代，此说系根据《管子》之言。《管子·轻重篇》云：
　　阴雍长城之地。
　　又云：
　　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
　　此言当齐桓之际，齐鲁之间，已有长城为界。然《管子》一书，驳杂不纯，其中所论，或为异时所追述，或为后人所假托，非尽属管子之言。至於《轻重篇》之为伪作，尤为後人所常称说（《通鉴外纪》引传子之言曰：“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後事。《轻重篇》尤复鄙俗”[《四库提要》引]），未可取以代表春秋时之史实甚明。此可疑者一。
　　又《国语·齐语》（卷六）载管仲对桓公之语曰：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棠、潜，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环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封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台、原、姑与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环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环山於有牢。”四鄰大亲，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饣匋）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酅。
　　此言齐之封疆，其南界举（饣匋）阴而不言长城。（饣匋）阴，韦注为齐南界之地名。如此时已立长城以为齐鲁之界，管子何不举其显且著者，以与济河对应，而何必举一区区之（饣匋）阴哉？此可疑者二。
　　且祥考春秋时齐鲁之疆域，亦不以长城为界。长城经行之地，既如上述，兹试举当桓公时及其以前齐之疆域以明之。齐桓卒於鲁僖公十七年，据《左传》所载，僖十七年之前，齐地多有在长城之南者。《春秋》桓三年，“公会齐侯于嬴”，《杜注》，“齐邑，今泰山嬴县”，顾氏《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考》（卷七之一），称“在今泰安府东南五十里”。此齐地在长城之南者一。庄八年，“郕降於齐师”，《杜注》，“郕：国名，束平刚父县有郕乡”，《年表·齐疆域表》称“今兖州府宁阳县东北三十里有堽城坝，即汉刚县故地，而郕在其西南，盖益近宁阳矣”。此齐地在长城之南者二。庄九年《傅》，“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杜注》，“齐地，东莞蒙阴县西北有夷吾亭”，《年表·都邑考》称“在今沂州府蒙阴县西北”。此齐地在长城之南者三。庄十三年，“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杜注》，“齐地”，《年表·都邑考》称“当在今泰安府东阿县境”。此齐地在长城之南者四。又称“齐人灭遂”，《杜注》，“遂国在济北蛇丘县东北”，《年表·疆域表》称“今兖州府宁阳县西北三十里有遂乡”。此齐地在长城之南者五。闵二年，“齐人迁阳”，《杜注》，“阳，国名”，《年表·疆域表》称“今沂州府沂水县南有阳都城”。此齐地在长城之南者六。春秋时，齐鲁之间壤地相错，欲画一确定之界线，实不可能，而尤以西南界为甚。如欲立长城以为界，将必迥环曲折，交错复杂，决不似上述长城行地之简单。所谓长城之阳为鲁、长城之阴为齐一语，实非当时之实际情形。此可疑者三。
　　抑有言者，夫长城重险，原为军守之要地，如齐桓之际齐城已立，兵争盟会，必当集重其地，而为载笔之士所不可忽。齐鲁二国之事，左氏言之甚详，其於地利形势，未尝略置不论，何独无长城之说？且城筑之役，《春秋》多书，而齐城千里，版筑之与，役民至烦，何独无一文之记载？凡此等等，均属可疑。窃吉齐桓之时，边境之地，或已置防设险，然必无通贯全境长城之建置，当可推想。至於《管子》之言，必出後人之假托，取其时之地埋形势以形诸言辞，遂致有时代上之差异耳。
　　乙，从■氏编钟铭文推测之各种论说，晚近出土之■氏编钟，其铭文有齐长城之记载，学者可据此以推求其年代，其铭文云：
　　唯廿又畺祀，■羌乍（左匕右戈）。（上氏下十）辟倝宗（左鬲右支）（辶率）征秦遐齐，入（左立右长）城。先会于平（阝金）。武侄寺力，■敚楚京。赏于倝宗，令于晋公，邵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刺，永（上世下木）毋忘（以上铭文录自徐仲舒先生所编《■氏编钟图释》）。
　　此钟以近年出土於洛阳城东三十五里许之太仓古墓，其已见著录者凡十又三枚。铭长六十一字，如此所录者凡五；铭四字曰“■氏之钟”者凡八；铭之长短者各有一具在坎拿大首都叨浪脱温达略古物馆，其他十一具均藏庐江刘体智家（此据郭沫若《■（上艹下亏）钟》）。国人考释此器者，据余所知共有六家：曰刘节，所作有《■氏编钟考》（刊於《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六号）及论■氏钟出土处沿革《答怀主教书》（刊於《北平图书馆馆刊》七卷一号）；曰吴其昌，所作有《■羌钟补考》（亦刊於《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六号）；曰唐兰，所作有《■羌钟考释》（刊於《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一号）；曰徐仲舒，所作有《■氏编钟图释》（已见前文）；曰郭沫若，所作有《■羌钟铭考释》（见所著《金文丛考》，日本昭和七年八月东京文求堂书店出版），又有《■（上艹下亏）钟》（见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日本昭和十年八月东京文求堂书店出版）。《史学专刊》又有《■羌钟铭释》一文（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出版，一卷一期）。此外商承祚亦撰有考释，刘吴两君之文均引其语，然余未见其文。又瑞典人高本汉（B.Karlgren）亦有所著《■羌钟之年代》一文，有汉文译本，刊於《考古社刊》第四期，其文里考年代，不论文字。诸家对於铭文文字上之解释，非余所敢妄议，且非本文范围所及，自当举其与齐之长城有关者论之。铭文既有“入（左立右长）城”一语，而诸家考释，亦咸认为即齐之长城。（按：以上所举数家之说，对於此点之考证，均属相同，余意亦深以为然。依上文所论齐城西端首起之地，及防门、广里、平阴、济水所在之位置言之，齐城适在平阴之南，与铭文所载“入长城，先会於平阴”之地理情形，正相符合。）则齐之长城，必先此器而存在可知。铭文首举年代，次述史事，学者似可据此以求；惟以字异文简，不易推断，而致各异其说。《吴考》以铭文所载为周灵王二十三年之事，唐、刘、徐三家之者释，则以此器作於周灵王之二十二年，所差仅一年，均在春秋之中叶。
　　《郭考》则以铭文所载，为周安王二十二年之史实，或又以为铭文所载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事，所言约在战国初年。诸家之说，各见原作，不能备录。总之，《■氏编钟铭文》之考释，问题复杂，字义既难诠释，史事亦难考订，古书记载失详，年代每多错误，故欲断定其确定之年代，实非易易，势难独从一说。窃意春秋之际，齐之西南边界，即泰山以西济水以东之地，因其为西通中原之要冲，又居依河临山之险，必於险要之区，起案垒壁，以遏外患。然所筑壁垒，规模局促，非如後日之长城；且称为防而不称为城也（详见後说）。且《左氏》《国语》，所言城筑之事多矣，而无“长城”之称。《竹书》载齐魏筑长城事，然均战国时事。《史记·世家》述春秋战国时事，亦数见“长城”之记载，然推其年代，未有在获麟以前者。古书虽多亡阙，然如此通常之名辞，如此重要之事迹，当不至略无记载。且楚之方城，其险非远过於列国之长城也，然数见於《左传》《国语》，何长城一名独不可寻？因是■氏编钟制作之年代，其言在战国初年者，固觉证据尚未充备，而言在春秋之中叶者，亦有问题可疑，尚未能据此以断齐城起筑之年代也。
　　丙，齐城起於齐威王之初年说　此从《竹书纪年》说。《史记·苏秦列传·正义》引《纪年》语云：
　　梁惠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
　　《水经》汶水注（卷二十六）亦引其语，然无“闵王”二字，云：
　　梁惠成王二十年，齐筑防以为长城。
　　梁惠王之二十年，按《史记·六国年表》於周为显王十八年，於齐为威王二十八年，纪年以闵王当之，非是。至於“防”字，或作“房”，或作“坊”，未有定体。据此以言，似齐长城起於惠王之二十年，可无疑义。然《史记·赵世家》又云：
　　（成侯）七年，侵齐至长城。
　　按赵成侯之七年，据《六国年表》，於周为显王元年，於齐为威王十一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又言“赵人归我长城”，《六国年表》载其事而与赵侵齐长城事系之同年，知其所载与《赵世家》为一事。然则，赵侵齐至长城事，必先於《竹书》所记齐筑防之事十数载，知《竹书》所纪为不确。且别有一证焉。《水经》汶水注（卷二十六）引《竹书纪年》云：
　　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
　　又《吕氏春秋·权勋篇》云：
　　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於连堤，东胜齐於长城。
　　按《竹书》所言之翟员为翟角之误，为魏文侯所礼士之一，其後为将，与韩赵将师共伐齐。其伐齐事，当与《吕氏春秋》所载同为一事。
　　晋烈公之十二年，据《六国年表》，於周为威烈王之十八年，於魏为文侯之十七年，於齐为宣公之四十八年。如此，则齐长城之创始，尤在先矣。窃意齐筑防以为长城，其事固有之，《竹书》之说当不为误，惟视为创筑之始，则非确也。
　　丁，齐城起於齐宣王之时说，此据《齐记》说。《史记·楚世家·正义》引其语云：
　　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有馀里。
　　其後顾亭林亦从其说，顾氏《山东考古录》考楚境及齐长城条云：
　　《史记·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灭杞，杞国在淳于，然则今之安邱属楚矣。简王元年，北伐灭莒，然则今之莒州属楚矣。
　　威王伐越，杀王无疆，取其地，而越之国都别在琅邪，然则今之诸城属楚矣。惠王时，越灭吴，楚东侵，广地泗上。顷襄王十五年，取齐淮北，而故宋之地尽入于楚，然则今之滕属楚矣。
　　考烈王八年，取鲁，鲁君封于莒；十四年，灭鲁，顷公迁下邑为家人；然则今之曲阜泗水属楚矣。大约齐之边境，青州以南则守在大岘，济南以南则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筑长城，缘河，径泰山，千馀里至琅邪台入海。而楚人对顷襄王亦曰，“朝射东莒，夕发浿邱，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泰山之北举矣”，亦可以见当时形势之大略也。
　　又考杞梁妻条亦云：
　　……长城（齐长城）筑于宣王之时，去庄公百有馀年，而齐之长城又非秦所筑之长城也。後人相传乃谓秦筑长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闻夫死，一哭而长城为之崩，则与杞梁之事全不相蒙矣。
　　按宣王筑长城以备楚，其说当不为虚，惟乃为後世之增筑，非为创始，观上文所列诸证，可以知之。後世或有据此以言齐城起於宣王之际者，盖未深察也。
　　上述齐城起原诸说既竟；然齐城建置之起原，究如何以言之耶？窃意齐之疆域，自春秋至於战国，其间屡经变迁，而边患之来，亦急缓无常，因时而异，齐城之建，原为备边，何能以时为限？且千里钜工，创置非易，亦非一时之力所可告成。观乎列国形势之推演，明察兵争防守之险易，则知齐城之建置必有所因，虽古书亡阙，未能推知其详，然亦可言其大势，试综论之於下。
　　甲，齐长城之建，其先乃因於济水之防，考古人筑土障水为防，其义同於堤堰。《说文》，防，隄也。《尔雅》，坟大防，《注》，谓隄也。《周礼·冬官考工记》：“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晏子春秋》景公欲堕东门之堤晏子谓不可变古条：“景公登东门防，民单服然後上，公曰：‘此大伤牛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对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贤相也，夫以贤相佐明君，而东门防全也，古者不为，殆有为也。蚤岁溜水，至於广门，即下六尺耳。乡者防下六尺，则无齐矣。夫古之重变古常，此之谓也。’”此均以防为障水之明证。然防固可以障水，亦可以障外患。古人重山川谿谷之险，盖可以阻师，且可以为守，若依川起防，尤可增形势之险要。齐济有防（详下文），初时当用以障水，其後因居西通中原之要冲，亦用以障外患，其重要与城等，因是防与城可同名并举。《竹书》称“齐筑防以为长城”，《国策》称“长城钜防”，《楚世家》称“还盖长城以为防”（以上三语均见上文），均以长城与防对称，其为一物之异名可知矣。
　　以上所言，乃由名称上之推测，兹再言其实际。前论齐城经行道里，谓齐城起於今肥城县境古防门之地，而此防门即《左氏传》所谓“堑防门而守之广里”者也。《杜注》称“其城（平阴）南有防，防有门”，是防门因防而置，则齐地之济有防可知矣。防门之地，据京相璠“河道所由名防门”（见前文）一语推之，则知西去济必不远，所谓平阴城南之防，必与障济有关。又隐三年《经》：“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杜注》：“石门，齐地，或曰济北卢县故城西南济水之门。”《水经》济水注（卷八）引京相璠语云：“石门，齐地，今济北卢县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门，去水三百步，盖水渎流移故侧岸也。”《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考》（卷七之一）谓“在今济南府长清县西南”。是知临济又有一门，而此门之设，以意度之，必为穿越堤防而通往来者。从上诸说，知春秋之初，齐人必於临济之地，有筑防用以障水之事矣。此防既成，因居形势之要冲，其後则渐增修而成为军事上防守之地，则又为必然之事。兹试以防门之形势证明之。
　　考古防门之地，今名防头，其地虽去济不远，然非沿河起堤之比，其用似不全在障水。光绪《肥城县志》（卷二）论古防门之地，云：“左右皆崇山，中为门以通往来。……防门即今之防头。”似门因山而立，防依山而起。又齐侯堑防门，《杜注》谓“於门外作堑”，此盖凿渎引济，用以阻诸侯之师，使不得入也。如防全在障济，则是济注防门之外矣，何以堑为？且诸侯之师入会平阴，乃由防门而入，而齐人亦视防门为要险，知防门为齐西南境之重要关塞，重在防外患，亦不全在障水。察济防之所由起，及防门形势之重要，似可断定立防之初，乃因障水而起，其後又为障外患而增修之矣。
　　又《国策·齐策》云：
　　田忌为齐将，系太子申，会庞涓。孙子谓田忌曰：“将军可以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孙子曰：“将军无解兵而入齐，使彼罢弊於先弱守於主，主者循轶之途也，馆击摩车而相过，使彼罢弊於先弱守於主，必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然後背太山，左济，右天唐，军重踵高苑，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则将军不得入於齐矣。”
　　天唐，注云：天，大也，唐，防也。此大防当即齐西南境之长城，而此时仍以防为名，则防为齐城之别名由此可见；而济之东岸有防成为军事之要地，亦由此可知。古代防之形势，今日不得其详，其起止之地亦不可考，然必因军事上之重要，继续修筑而延之使长，增之使固，当可想见。如此为之，积久而成为城之形式，再後又因国势之推移，齐鲁之界，悉为起筑而与之相接，由此而齐之长城成矣。此齐城因防而起之说也。
　　乙，齐长城先成於西部，齐之长城，既非一时代所完成，若以全部论之，则当以其西部之建筑为最先。《■氏编钟铭文》既有晋伐齐人（左立右长）城事，而《竹书纪年》亦有晋烈公十二年韩景子、赵烈子、翟角伐齐入长城之举，《史记·赵世家》及《田敬仲完世家》亦有赵成侯七年侵齐至长城语，《吕氏春秋》亦有魏文候东胜齐於长城事，此长城均为齐西部之长城，而於战国之初年确已成立者也（赵成侯七年侵齐至长城事，《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所侵处在密州南三十里也。”按密州唐治诸城，其城近海，赵侵齐不得至此，其说不确）。盖齐地之形势，当春秋之际，以其西南部为最重要。时燕处东北，鲜与中原盟会之事（据《春秋左氏传》所载，燕国与中原诸国之关系甚少），於齐不足为虑；且有大河为界，阻绝往来，为天然之重要形势，是齐於其西北境之防守，自始未尝视为重要。至於齐之东南，地滨大海，莒杞诸国分布其间，然均小弱，不足为齐患。其南与鲁为邻，鲁亦弱国，其势力未能与齐比，亦不足为齐忧；且有太山之险，亦可依为固守，无待人力之经营。惟齐西南之地，南通曹、宋、滕、邾、鲁、楚，西通卫、晋、郑、周，兵争盟会，多出其地。齐、晋争盟，山东小国，举足可为轻重，晋会诸侯以伐齐，齐西南之地，则必首当其冲矣。兹试举春秋间齐晋交争之事以明之。
　　（1）宣十七年《传》
　　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徵会于齐。……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齐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会，及敛盂（《杜注》，“卫地。”《春秋大事年表》卫都邑：“今直隶大名府开州东南有敛盂聚，是其地。”开州今名濮阳），高固逃归。夏，会于断道（《杜注》：“晋地。”《春秋大事年表》晋都邑：“今沁州东有断梁城。”沁州今山西沁县），讨贰也，盟于卷楚（即断道）。
　　（2）成二年《传》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卻献子。……师从齐师于莘（《春秋大事年表》卫都邑：“今山东东昌府莘县北莘亭故城是也”）。六月壬申，师至靡笄之下（《杜注》：“靡笄，山名。”《山东考古录·辨靡笄》条：“《齐乘》：‘华不注亦名靡笄山’，非也。《左传》云：‘从齐师于莘’，云‘六月壬申，师至於靡笄之下’，云‘癸酉，师陈於鞍’，曰‘逐之三周华不注’，曰‘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其文自有次第，鞍在华不注之西，而靡笄又在其西，可知。《金史》，长清有剧笄山。”《春秋大事年表》青山川，“靡笄山，在今济南府治历城县南十里，亦曰历山。《史记》：‘晋平公元年伐齐，齐灵公战于靡下。’徐广曰：‘靡当作历，《左传》作靡笄之下，省文而为靡下，又伪靡而为历也。汉三年韩信袭破齐历下军，即此’”）。……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木焉，以徇齐垒。……癸酉，师陈于鞍（《杜注》：“齐地。”《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即古之历下城，即今之济南府治之历城县”）。……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杜注》：“山名。”《春秋大事年表》齐山川：“华不注在今济南府城东北十五里，下有华泉。”按即今济南府东北之华山。）……晋师从齐师，入自丘与（《杜注》：“齐邑”。《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当在今青州府治益都县界”），击马陉（《杜注》：“齐邑。”《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史记》作马陵。《齐乘》：‘溜水出益都岳阳山，北径莱芜谷，又北径长峪道，亦曰马陵，即卻克追齐侯处，所谓弇中狭道亦在此。在益都县西南，近临淄，盖已直逼齐都矣’”）。
　　（3）襄十八年《传》
　　……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瑴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会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後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有神裁之。”沈玉而还。冬十月，会于鲁济，寻溴梁之言，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地见前），堑防门（地见前）
　　而守之广里（地见前）。夙沙卫曰：“不能战，莫如守险”，弗听。诸侯之士门焉，齐人多死。……齐侯登巫山（《杜注》：“巫山在卢县东北。”《春秋大事年表》齐山川：“巫山在今济南府肥城县西北七十五里，即齐侯望晋师处。”），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斾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斾先，与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已卯，荀偃士匄以中军克京兹（《杜注》：“在平阴城东南。”《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今在泰安府平阴县东南”）。乙酉，魏绛栾盈以下军克邿（《杜注》：“平阴西有邿山。”《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在今平阴县西”），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杜注》：“齐地。”《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今卢城在济南府长清县西南二十五里”），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门（地见前）之萩。……甲辰，东侵及潍，南及沂。
　　（4）襄十九年《传》
　　晋士匄侵齐，及榖（庄七年《经》：“冬，夫人姜氏会齐侯於榖。”《杜注》：“榖，齐地，今济北榖城县。”按榖故地，在今山东阿阿县境内），闻丧而还，礼也。
　　（5）襄二十三年《传》
　　秋，齐侯伐卫。……齐侯遂伐晋，取朝歌，为二队，入孟门（《杜注》：“孟门，晋隘道。”《春秋大事年表》晋山川：“孟门在今河南卫辉府辉县”），登太行，张武军於荧庭（《杜注》：“荧庭，晋地”），戍郫邵（《春秋大事年表》晋都邑：“襄二十三年，齐侯伐晋，入孟门，登太行，张武军於荧庭，戍郫邵。《杜注》：‘取晋邑而戍之’，即此郫也。盖郫邵在太行之南界，接郑卫，戍之以防追袭耳。今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一百里有郫亭，与山西绛州垣曲县接界，盖逼近晋都之地”），封少水，以报平阴之役，乃还。
　　（6）哀十年《传》
　　夏，赵鞅帅师伐齐，大夫请卜之，赵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今，卜不袭吉，行也。”於是乎取犁（《杜注》：“犁一名隰，济南有隰阴县。”。《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在今济南府临邑县西十里”），及辕（《杜注》：“祝阿县西有辕城。”《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在今济南府禹城县西北”），毁高唐（《杜注》：“在祝柯县西北。”《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故城在今济南府禹城县北四十里”）之郭，侵及赖（《杜注》：“齐邑。”《春秋大事年表》齐都邑：“今济南府治东近章丘县有赖亭”）而还。
　　总计以上所述，齐晋交争，其所取之路径，若以今地言之，大抵西起今山西翼城，即晋故都绛之所在地，东出太行，取道白径（即孟门，为太行山自南至北之第三重要隘道），达濮阳，即古之卫境。由此分为二道，如与鲁宋等国连络，则侵及平阴、肥城、长清等地，即齐之西南境，直迫历下。否则由济水之西，侵及临邑、禹城等地，略当齐之西北境。是以齐之西南，其防守重在平阴、历下，齐之西北，其防守重在高唐。然就《左传》所载，平阴、历下防守之重要，较之高唐尤为迫切。降至战国，齐西南境形势之重要，仍不稍减，三晋侵齐，常至甄阿，平阴之地，首受迫胁。春秋战国间齐之形势既如此，则齐城先起於齐之西南境，乃为当然之事。至於建置年代，则无定准，大体言之，其前则因济水之防，其後则迭有增置，及至战国初年，已确然成为一条长城，西依济水，东达太山，而为一方之锁钥重镇矣。
　　丙，齐长城东南部完成时代之推测，当春秋之际，齐上东南，杞莒分立，两国弱小，无筑城置防之必要，且齐城经杞之南，跨莒之北（见第一段），齐人筑城，当不至远涉异国。故知春秋之际，齐在南部之长城，当未成立。战国之初，杞莒虽愈趋衰微，然尚未至亡国。楚惠王四十四年（齐宣公十一年），灭杞，淳于之地（杞之都城，故地在今山东安邱之东北），始归其有。淳于之地，远在齐城之北，当杞未亡之先，齐人当不能越国立城，而在杞灭之後，地归楚有，楚人亦不容其立城间已。故知当楚惠王四十四年之前後，齐东南境之长城，亦必尚未成立。然杞弹丸之地，介莒、鲁、齐三国之间，楚人越国而灭之，得其地当不能分守，故其後不久即入於齐。齐得杞地，南与莒为邻，莒固弱国，不足为齐忧，故此时仍无长城之建置。迨後莒之势力不能自保，齐人南侵，其北境沦丧，越人北侵，其南境沦丧，其国不绝者如缕。至楚简王元年，乘越人之虚，北伐灭莒，楚人雄势，駸駸北向，齐人直受其迫胁。自是而后，楚越两国，於淮泗之间，胜负无常，然其北图之志则一。越楚北伐，常取这於莒，故齐东南境之形势甚迫，而实有筑防之必要。兹试详言其说。
　　考莒原有国土，其都居莒，即今山东莒县，其属城有介根，在今高密县境；有密，在今昌邑县境；有渠邱，有防，有寿馀，在今安邱县境；有且于，在今莒县境；有寿舒、蒲侯氏、大厖、常仪靡，亦在今莒县境；有兹，在今诸城县境；有纪鄣，在今江苏赣榆县境；有郠，在今沂水县境（以上据《春秋大事年表》莒都邑）。是莒之领域，当春秋之际，其地略有今莒县、安邱、昌邑、诸城、高密、沂水、赣榆等县之全境或其一部，而与鲁、杞、齐等国，犬牙相错。齐鲁二国，一居其西，一居其北，时肆侵蚀，然终春秋之时，尚能保全其国土之大部。春秋末季，吴越鼎盛，其势力还伸江淮之北，越灭吴，徙都琅琊，其势北伸愈亟，时田齐亦駸駸欲开扩疆属，二国遂共分莒土之大部。而莒亦由是几濒於亡。《墨子·非攻》中云：
　　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於大国之间，不敬事於大，大国亦弗之从而受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於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
　　按《墨子》所举，乃言越齐在莒对抗之情势，至於莒之亡国，非亡於越，实亡於楚。《竹书纪年》载考王十年，楚灭莒，《史记·楚世家》亦言简王元年北伐灭莒，是莒亡於楚之事甚确。以意度之，当是越齐对抗之际，莒之疆域虽大减削，然仍得保其社稷，而未至於亡。後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越人势力不能与竞，遂北伐灭莒，而全据越人所有之莒土；至於莒之北部，则仍为齐人所有。自是以後，齐之东南边境，始与楚人相接，两大对峙，其势岌岌。然楚人远地来犯，保其地可以为齐忧，失其地於已无大害，故楚人所处之形势甚便。至於齐则不然，楚人越莒北来，则直迫其心腹，即墨不保，祸且西及临淄，故谋所以防御之者甚急。楚灭莒後，越人之势力稍衰，然北图之志终未尝已，故淮泗间常为两国争逐之地。时齐於曹宋之间，设重地於徐州，其势不易拔，而鲁之北境又多山谷，行军不易，故楚越北伐，常取道於莒，而齐之东南境，首当其冲。试观齐东南境之长城，经莒县之北，穿日照、诸城两县而东达於海，其形势与此种对抗之情势略合。由是以推，齐此部之长城，当建於楚人灭莒之後，而其先实未之有也；至後於灭莒者若干年，则尚未敢断也。
　　丁，齐南界长城建置年代之推测，上述齐城起原於防，又言齐城以西南部之完成为最早，又言东南境之长城建於楚人灭莒之後，兹试进而言齐南界之长城，即西自泰山而东至穆陵以东之一段也。
　　按齐之南界与鲁为邻，有马陉、穆陵为交通要道，其形势本至险要。
　　然鲁本弱国，患常在齐，而未能为齐患，故齐无设防置险之需求。且齐鲁之间，有泰山之余脉为界，冈峦起伏为天然之形势，亦无待高壁固垒以为防。春秋之际，未闻有长城建筑其间者，其理可想也。
　　《竹书》显王十八年（即当齐威王之时），称“齐筑防以为长城”，此时齐西南境之长城已立，虽待修葺，而无事重筑，则所谓“筑防”者，殆即通贯全境，举泰山之东而与泰山之西以相连接者乎？尝谓田氏篡齐之初，以威王为最奋发，任贤用能，励精图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称其即位之初，封即墨之大夫而烹阿之大夫，其求治之切可知。又称使檀子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使盼子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於河；使黔夫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其图固之切可知。以是败魏伐燕，国势亦駸駸日上。且当威王之时，楚人之势正强，既灭杞莒，而江淮之地亦多为其所有。越王无疆亦力图振作，常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原争疆（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楚越对峙於南，皆志在北图，而鲁苟且求全，不足为齐屏藩。威王既奋发图强，而处势又甚为迫切，加强防边，自为当行之事，则《竹书》所谓“筑防”之事，殆不为虚。如此则齐此段长城之完成，当在威王之世矣。
　　右述齐城各段建筑之年代既竟，兹试括而言之。齐城西南之一段始因於防，其後因军事上之重要，故首先筑为长城。其南界之长城，当建筑於齐威王之时，有《竹书》为证。至於其东南境长城之建筑，似在楚人灭莒之後，然究在此后若干年，是否与南界长城同建於威王之时，则尚未敢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