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方城
　　
　　楚有方城，於时视为重险，後人作释，或称之为山，或称之为塞，未有一定之解释。《春秋》僖公四年《传》，楚使屈完语齐桓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杜注》：“方城山在南阳叶县。”《国语·吴语》：“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踰诸夏而图东国。”《韦解》：“方城，楚北山。”《后汉书·郡国志》南阳郡下亦云：“叶有长山，曰方城。”此以山名方城者也。《国语·齐语》称齐桓征楚，谓：“济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贡丝於周而反。”《韦解》：“方城，楚北之危塞也。”《国策·秦策》载苏秦语，谓：“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间。”《高注》：“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又《秦策》载张仪说楚王语，谓：“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高注》亦谓：“关，楚北方城之塞也。”《淮南子·地形训》谓山有九塞，方城居其一。此以方城为塞者也。考楚地之号方城者，原非一数：《春秋》文公十六年《传》称：“使庐戢棃侵庸，及庸方城。”《杜注》：“方城，庸地，上庸县东方城亭。”上庸县今为湖北竹山县地，古时为庸国境，方城在其境内。其地居汉水之南，原为庸有，文十六年，楚灭庸，其地始归楚，此楚故庸国之方城也。《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篇》扬水条谓：“北迳方城西，方城即南蛮府也。”又云：“扬水又东历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余。”此方城在今湖北江陵县境，即所谓楚荆地之方城也。庸之方城，僻处汉南，不通华夏，自楚视之，未足视为重险；且其地原非楚有，与时人所称楚方城者，於理未合。荆之方城，南临大江，亦非迫临华夏之比；且其建置年代，尚无定说，尤非时人称引所及。大抵时人所称楚方城者，不在汉南，乃在楚北。《国语·齐语》谓齐桓征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是知方城者，乃居汝水之南。《春秋》昭公十八年《传》称：“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则又知方城北去叶未远。《国策·周策》称：“且魏有南阳，郑地三川，而包二周，则楚方城之外危”，是知方城適居魏、郑之南。《春秋》襄公十六年《传》谓：“晋荀偃、栾黶帅师伐楚，以报宋扬梁之役，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於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湛阪，《杜注》谓：“襄城昆阳县北有湛水，东入汝”，是湛阪乃因临湛而得名也。昆阳县故治，在今河南叶县治北二十五里，为楚北境之地，晋师既败楚师於湛阪，再进而侵及方城之外，则所谓方城者，必北去湛阪未远。《国语·鲁语》谓：“襄公如楚，及汉，……反及方城”，则知方城必在漠北。诸书所载，未能详徵。总之，所谓楚方城者，必在楚之北境，约当今河南叶县以南之地，则无可疑。盖叶之在当时，为南北通衢，势居要冲，古人因而立险设守，於理甚合。後世言与地之学者，或取庸之方城，以当叶之方城，斥杜说而立新解，盖未深思也。
　　楚地方城，以在楚北境者为是，既如上述，则方城为山为塞之说，又将何以解乎？《杜注》谓方城为山，自楚使对齐桓语，以方城与汉水对举之意推之，则方城为山之称，似无可疑。《淮南子》以方城为塞，自其所列举太汾、渑阨、荆阮、殽阪、井陉、令疵、句注、居庸诸地观之，则塞者边地之关隘也。高注《秦策》张仪语谓：“关，楚北方城之塞也”，乃以方城为楚之边关矣。《春秋》文公三年《传》，晋周伐楚救江，谓“门於方城”。《经》《传》所载，凡言门於某地，即言兵临其地之门，或破其地之门入也。方城之有门，似即边关之属，犹今之居唐、山海，为一地之锁钥重镇。如此则言方城为楚塞者，其说亦可通也。盖楚人於北边设险，必择山势之利於防守者，叶南既有此山，且当楚北通中原之要冲，故置关守於此。以山言之，则为方城山，以关守言之，则为方城塞，宇内之以险要称者，类此者多矣，不独方城一地为然也。
　　以上所言，均指叶南一地之号方城者而言，然证之古籍，前人之称方城者，尚不只限此一隅，而为楚北部边塞之通称。考楚之北境，即古宛外围之地，有作半弧形之边塞一条，蜿蜒千数百里，其间有土筑者，有累石而为之者，亦有因山谷自然之势而为之者，或断或续，皆相联接，後世与地家往往以长城名之，亦或以方城名之，此将详後说。此边塞即有土筑，又有累石，且各相联接，自成一段，则称之为长城，固无不可。其无土筑累石之处，虽因山势而为之，亦略具长城规模，未始不可亦以长城拟之。如此，则楚之方城者，又具有楚之长城之意矣。且此说前已有之，《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叶县下云：“叶，楚叶公邑（据王念孙考，此下有“南”字，见王先谦《补注》引），有长城，号曰方城。”则是直以方城为长城之。余考方城之名，即是边城之意，用之於叶地之长城固可，用之於他地之具有长城形式者，亦无不可，此楚北边之城守通称为方城之由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