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楚方城建置之年代
　　
　　楚城经行之地，略如上述，兹复进而言其建置之年代。考楚城建置，史无明文，如欲徵详，实非易易。《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楚襄王控霸南土，争强中国，多筑列城於北方，以通华夏，号曰方城。”说者据此遂谓楚城建於襄王之时。考襄王所筑列城，於史无考，未能徵详。且审《地志》之文，本出自《郦注》，然《郦注》仅称“楚盛周衰，控霸南土，多筑列城於北方，以通华夏，故号此城为方城”（按：此文见汝水注醴水条），未明言为襄王时事也，《地志》改称襄王，实近武断。恐《正义》所引，已非《地志》旧文，後人转录，於“襄王”二字，有所误增耳。
　　按《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於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又称：“（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寿春，命曰郢。”《秦本纪》所载同此，不复具录。是楚自顷襄王二十一年後，楚之西疆已不能保，而其政治中心，初移於陈，再移於寿春逐渐东徙。陈为楚方城以外之地，既以陈为都，则方城以内之地，无固守之必要。由此以推，楚城之建置，决不在顷襄王二十一年之後。自顷襄王二十一年，至秦之灭楚，凡五十七年，其间必无筑城之事。抑又考之，楚方城以内疆域之失陷，且远在顷襄王二十一年之先。《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十五年（即楚顷襄王七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宛”《穰侯列传》亦载此事，云：“昭王十四年，魏冉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明年（即秦昭襄王十五年），又取楚之宛、叶。”自是而後，宛、叶一带之地，始为秦有。《秦本纪》称昭襄王十六年（即楚顷襄王八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二十一年（即楚顷襄王十三年），“泾阳君封宛”。二十七年（楚顷襄王十九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此均足证明宛、叶一带之地，自秦昭襄王十五年，即楚顷襄王七年之後，即沦归於秦，不为楚有。楚城原为宛之外围，宛既放弃，楚人自无再在宛北筑城之理。是进而推之，楚城之建置，又决不在楚顷襄王七年之後也。
　　又考春秋之世，楚於宛叶之地，亦无建筑类似长城之事。《春秋》僖四年《传》，屈完答齐桓语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以方城与汉水对举，知方城必非近於长城之边防，不然，方城即为边城矣，又何必谓“以为城”乎？由是知僖公四年即楚成王十六年以前，楚人无筑此边城之事。楚自成王十六年之後，国势日强，駸駸北与中原争雄。其开国局势，在在呈露其侵略之野心，未尝一存画界自守之意念。说者谓春秋之世，楚之势力，为自南向北发展，其言殆不为虚。穆、庄、共、康、郟敖之世（均成王之后，楚之诸王），其事无论，姑举灵王时事言之。《春秋》昭十一年《传》称：“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昭十二年《传》载灵公语云：“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其畏我乎？”陈、蔡、不羹，皆在楚之北境，当时为楚之边地，楚人广其城郭，增其赋乘，其目的在此为根据地，而北与中原争盟。此事於平王时费无极之言为尤显，昭十九年《传》云：“费无极言於楚子（指平王言）曰：‘晋之伯也，迩於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真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城父亦楚北境之地，楚之大城其地，而使太子建居之，其目的在通北方，与灵王之城陈、蔡、不羹，用意正同。由此二例，知春秋之世，楚人争霸，主要方针，在能争盟中原，而其争盟中原之方卫，乃在边地建筑大城，广集车乘士卒，以为进取之据。此种局势，与楚人置立具有长城规模之边城的用意，迥然不同。盖此种边城之建筑，重在保守，防御侵略，非进取局势下应有之建筑物也。斟酌时事，楚之此城，必非建筑於春秋之世，又可断言。大体论之，春秋之世，叶南之方城，仅具关塞之形势，未具近於长城之规模。而方城之所以为重要之关塞者，又在其所居地位，适居南北交通之中枢，前已言及，兹复详论之。《国语·鲁语》称：“襄公如楚，及汉，反及方城。”《春秋》襄二十九年《传》：“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於西门之外。……公还及方城。”《国语·齐语》称齐恒征楚，亦云：“济汝，踰方城，望汶山。”是知春秋之际，齐桓南征，鲁襄如楚，皆取道方城，方城为楚北通中原齐、鲁、陈、郑、许、宋之重要关口，可无疑义。上推周初，申、吕（二国在南阳境）诸国，北通洛邑，亦必经此地。以近世交通之情形论之，自南阳北出，伏牛山脉横障其北，山岭重叠，交通甚感困难，惟叶县一隅，地势稍近平易，故为南北交通之重要途径。地理形势，古今不易，以今证古，尤属显然。方城既为古代南北交通之要冲，且居申、吕、周、郑诸国之界地，其立关察禁，因险设防，势乃必然。迨楚人北伐，侵据申、吕，又依旧险，立为重塞，以限南北，又势之所必然，证诸古籍，春秋之世，方城之地位，几可譬之殽函。殽函所以限东西，其内称为关中，其外称为关东；方城所以限南北，其南称之曰内，其北称之曰外。昭十三年《传》谓：“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史记·楚世家》作方城）外属焉。”十八年《传》称：“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二十年《年》谓：“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定四年《传》，左司马戌谓子常曰：“我悉方城之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哀十六年《传》谓：“叶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国语·吴语》谓：“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踰诸夏而图东国。”《国策·楚策》称叶公子高，谓：“定白公之祸，宁楚国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
　　综计诸书所载，当春秋之世，汝、颍之地，陈、蔡之间，均称方城之外，申、吕诸地，则称方城之内。方城形势之重要，自可想见。此方城在春秋之世所以为重要关塞之说也。
　　然则，楚人於宛北所建之边城，当始於何时乎？余考春秋战国时史事，酌量情势，以建於楚怀王之末年，或顷襄王之初年，最为切合，兹试申其说。
　　首论怀襄之际，秦人攻楚之形势：按秦人攻楚之野心，自卫鞅封商，已开其始。《史记·楚世家》：“（宣王）三十年，秦封卫鞅於商，南侵楚。”是秦封卫鞅於商，为开始侵楚之准备。商，《秦本纪·正义》云：“商州商洛县在州东八十九里，鞅所封也。”《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商，秦相卫鞅邑也。”其地约当今陕西东南商县之地，春秋之世，其地归楚。文十年《传》：“子西为商公。”《杜注》：“楚邑，上雒商县。”其後归为秦有，故以之封鞅。商在武关之西，为自秦入楚必经之地，得其地，可以东出武关，直逼楚之北境，故自秦人有商之後，楚已感受重大威胁。又《楚世家》载怀王十六年张仪说怀王语云：“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商於之地六百里。”《水经注》丹水篇云：“丹水流迳两县（即丹水、南乡二县）之间，历于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按“商於”二字，後人或析之为二地名，又或颠倒其字，称曰於商，为一地之称。《商君列传》：“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曰商君。”《索隐》：“於商二县名，在弘农。”《正义》：“於商在鄧州内乡县东七里，古於邑也。”是一以“於”“商”为二地名，一以“於商”为一地名。余意《列传》“於”字，不当作地名解。《楚世家》：“秦封卫鞅於商”，推其语意，乃秦以商封之也，“於”字当训为“在”。《列传》之“於”字，亦当同此，言秦以商封之，共十五邑。《索隐》《正义》之解，实属旁生枝节。又商於之“於”，当即《水经注》之于中，《注》文“历于中之北”，言丹水经于中之地之北，原本以地名言也，後人对此或有误解，致其意不明。于或作於，故“於”乃为于中之简称。商於均古地名，自商至於约六百里，故仪连称“商於之地六百”也。《索隐》称“於、商二县名”，自其所释地理之名称言之，甚是，自其所释《列传》之文言之，则非。於在商之东南，相去约六百里，自於而东至於宛，亦不过数百里。宛为楚经营北方之根据地，秦人有於，宛则直受其迫胁。於为秦有，不知始於何时，卫鞅之封邑，是否曾达及此地，亦是疑问，然在张仪说楚怀王时，其地已早归秦有，便可断言。楚怀王忍辱以求其地，终不可得，而楚所受秦之迫胁，亦终未得解除。又《楚世家》称：“（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遂取汉中之郡。”《秦本纪》亦称：“（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於丹阳。……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是怀王十七年时，楚人汉水上游之要地尽失。其後秦楚和亲，楚人稍复其地。《楚世家》称：“（怀王）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又称：“（怀王）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秦复与楚上庸。”然此时秦人已侵据汉水上游，随时可以发动攻势，非楚所能抵御也。又《秦本纪》称：“昭襄王七年，拔新城。”《楚世家》：“（怀王）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六国年表》：“秦取我襄城，杀景缺。”《正义》引《括地志》云：“许州襄城县，即古新城县也。”襄城即今河南襄城县，其地在宛、叶之北，秦人得其地，楚人北部之边境，自亦受其威胁。又《楚世家》云：“（怀王）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年表》称：“王（怀王）入秦，秦取我八城。”《秦本纪》：“（昭襄王）九年，奂取楚八城，杀其将景缺。”（按此条兴上引各文不合，疑有误。）按此次秦所取八城，其地未详，亦或武关以外之地也。又《楚世家》：“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年表》：“秦取我十六城。”《正义》引徐广语：“《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析，汉属弘农郡，即今河南淅川一带，其地亦属宛之外围。又《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间，召而问之，对曰：‘……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击赵顾病，则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由此又知楚之郦邑，亦先沦归於秦。郦之故地，约当今河南内乡县之北部，亦是宛外围之地。疑此地亦於顷襄王元年，与析及其他各城，同沦归於秦者也。综上述各点，当怀襄之际，宛之西部与北部，其外围之地，多归於秦，楚人因而建城立塞，以防秦人进一步之侵略，揆之时势，固无不合。按之实际，秦人所取析、郦等城，又恰在楚人所建此一边城之外，与楚人防御秦人自武关东出之侵扰，亦正相符。是就秦人侵楚之形势言之，楚之此一边城，必当建於怀襄之际也。
　　次论怀王不能坚持从约，北方诸侯侵楚之情势：《楚世家》：“（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攻秦，楚怀王为从长。”是在怀王即位之後，有山东六国共同抗秦之行动。怀王十六年，张仪以商、於之地啗楚，而以楚绝齐为交换条件，怀王受其计，与齐绝交，齐人固痛恨之，而韩、魏诸国，亦怨其负约，欲乘隙而攻之。怀王十七年，以秦负约，不予商、於之地，与兵伐秦，先战丹阳，後战蓝田，俱失利，韩魏乃乘其危而袭之。《楚世家》云：“（怀王）十七年，……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於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之困，乃南袭楚，至於鄧，楚闻，乃引兵归。”《六国年表》：“秦助我（韩）攻楚，围景痤。”按鄧亦是南阳外围之地。怀王二十年，齐湣王为从长，约山东诸国以抗秦，楚亦在其列。二十四年，楚倍齐而合秦，又遭诸国之怨。《楚世家》：“（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约而合於秦，三国共伐楚。”二十八年，三国又再度伐楚。《楚世家》：“（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韩世家》亦云：“（襄王）十一年（即怀王二十八年），……与秦伐楚，败楚将唐昧。”《秦本纪》亦云：“（昭襄王）八年（昭襄八年，当为楚怀王三十年，与楚、韩二《世家》所载不合），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吕氏春秋·职分篇》又云：“齐章子与韩、魏攻楚，与楚将唐蔑夹比水而军。”重丘之地无考，而方城、比水，均在宛之北部。大抵怀王二十八年之战事，秦人攻其西，齐、韩、魏三国攻其北，楚人所受之威胁，定甚严重。总而论之，怀王之世，所受外力之压迫，不仅宛之西部，而宛之北部，亦迭受北方诸侯之侵袭，兵连祸结，迄无宁岁。
　　在此种情形之下，楚人利用南阳外围之自然形势，建筑一条边城以自守，乃当时必有之方略也。
　　三论寞之重要，以明楚人之所以建城自守：按今河南南阳一带之地，春秋时为楚进窥中原之根据地，前文亦曾言及，兹复详言之於下。其地在周初为申、吕故土。《春秋》成七年《传》云：“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於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於汉，王乃止。”南阳号称沃壤，军赋所出，且介楚与中原之间，进可以为攻，退可以为守，此其形势之所以为重要也。楚自取申、吕之後，北以方城为界，方城以外为外藩，方城以内为根本，外藩之地必要时或可放弃，根木之地则决不可摇动。且其地为南北交通之中心，中原诸国南入於楚，首经方城而至於宛，再自宛而南至於郢，此已见前文。而秦之通楚，亦经武关一带之地，而东达於苑，再自宛而南达於郢。《韩世家》：“司马庚三反於郢，甘茂与昭鱼遗於商、於。”《楚世家》：“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於宛，结和亲。”怀王至秦受地，亦自武关而入。以此种情形推之，秦之冠楚，武关与宛，乃其主要之途径也。宛既居交通之中心，自亦成为重要之都会。《史记·货殖传》云：“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史公之世，去战国未还，宛之成为重要都会，当不自西汉初年始，而在战国之时，必已居重要之地位。是宛不仅成为交通之中心，亦为国家实力之所在，楚人对於此地，必取固守之政策，当可想见。再以宛之形势论之，亦实便於防守。按今南阳之地，西临汉水，有天然可守之险。汉水而西，山脉纵横，自古非行军所出之地，可以无备。南阳而北，则有伏牛山脉，横贯东西，亦为天然之屏障。南阳而东，若叶县、舞阳、泌阳、唐河一带，亦多山险可守。统其北、西、东三面，坦易可通之地域甚少，稍事修筑，即可依以为固，故屈完论楚之险曰“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也。宛既为楚之根本地，又为交通之中心，且有天然之形势可守，当怀襄之际，外患迫切之时，因而筑城自守，以保国本，亦属自然应有之事。
　　以上根据地理与战争之形势，推论楚之此一边城，以建於怀襄之际为近是。且此时列国边防，均亦有筑边城之事，说见本编各文，楚虽僻处南方，对於国防之设施，亦以筑边城为重，似不能例外。根据以上所述，可归纳为四点：
　　一、春秋之世，楚人争盟中原，不应於宛北筑城自限。顷襄七年而後，宛已沦陷於秦，楚人亦无於其地北境筑城自守之理。如此，则楚此一边城建置之年代，自当求之於顷襄七年而前，春秋末世而後。
　　二、在以上推定之时期内，楚人所受外来之侵略，以楚怀王末年及顷襄王初年为最迫切。其所受侵袭之地域，一在武关之东，一在方城一带，适当宛之外围，以此与楚此一边城所经行之地并观，益可见当时筑城自卫之形势。
　　三、宛在春秋战国之世，为楚北通中原之根据地，且有天然之形势可守。当怀襄之际，楚人遭受外患压迫，而致国本动摇时，实有建筑此一边城以为防御之必要。
　　四、战国初年，列国诸侯，已知建筑边城以固边防，怀襄生当此时，自亦明瞭此种新防边方术之急需，而於边境吃紧之时，当亦仿此而为之。
　　总此数点，细为推敲，故敢断言楚以方城名之北部边城，必建於怀襄之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