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河右之长城
　　
　　魏河右长城之建筑，《秦本纪》言在昭王之元年，即魏惠王之十年，余以当时秦晋之关系考之，其说盖有可信。《秦本纪》云：
　　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後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政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
　　此言秦穆修霸之际，秦地东至於河，国势駸駸日上，及至厉、躁、怀、灵、简、惠、出子之际，君主数易，上下离乱，晋乘其危，复侵河西之地。献公即位，励精图治，尝欲恢复先人之遗业，东广地於河右，遂予魏一大迫胁。惠成王即位之初，适当献公奋发图强之时，兵力不敌，屡遭挫败，故谋所以防守之策，而长城之建，当即由此而起焉。
　　考献公伐魏，所予魏之打击以石门、少梁之役为最严重。《秦本纪》称：“（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於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魏世家》亦云：“（惠王）九年，……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六国年表》亦载其事，惟少梁之役，秦所虏者为魏太子，不为痤。按石门之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在雍州三原县西北三十里”，即在今陕西三原县境。少梁之地，在今陕西韩城县境。石门西去尚远，而少梁则迫近於河，是秦之势力已深入魏河西之地。孟子载梁惠王语，称：“及寡人之身，……西丧地於秦七百里”，此虽未必指献公末年之事而言，然秦人之逼魏，於此可见。且石门之役丧师六万，则当时战事之剧烈，与魏军狼狈之情形，又可想见。是以当时秦魏之关系论之，魏於河西实有筑长城之必要，《本纪》所言孝公元年魏筑长城事，以势推之，实为可信。
　　又《竹书》称惠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於西边事，前人之说不一，以意度之，亦当指河西之长城言，兹试伸其说。考《竹书》龙贾筑长城语，始见《水经》济水注（卷七），云：
　　济渎又东迳阳武县故城北，又东绝长城。按《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自亥谷以南，郑所城矣，《竹书纪年》云是梁惠成王十九年筑也；《郡国志》曰，“长城自卷迳阳武到密”者，是也。
　　细审《水经注》之文，则知道元之意以为卷之长城，乃筑於惠成之十二年，而自亥谷以南之一段，则为惠成十五年郑所筑者。全校《水经注》於此条所释，亦同此意，云：
　　按：郑即韩也，梁城乃惠成王十二年筑，而韩城则十五年筑也，故两言之。然据《史记·世家》《年表》，则梁城以十九年始筑，与《竹书》戾。
　　按全氏释道元之文，其意甚当，惟举《世家》《年表》惠成十九年筑长城事与《竹书》不合，盖未审《秦本纪》孝公元年尚载有魏筑长城事也。
　　然道元之说与《史记》之文不合。《史记·魏世家》称魏徙治大梁，在惠成三十一年云：“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从《史记》说，则是惠成三十一年魏始徙治大梁，而在其前则仍都安邑也。卷在安邑之东，如龙贾果在惠成十二年城其地，则何得云“西边”也。世之学者，或从《史记》之说，而疑道元之说为非。
　　又魏徙治大梁，据前人所引《竹书》之文，或云在惠成六年，又或云在惠成九年（徐位山《竹书统笺》显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条：“……《水经注》：‘大梁本春秋之阳武高阳乡也，於战国为大梁，周梁伯之居。《竹书》：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邦於大梁。’孙奭《孟子疏》亦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汉书·高祖纪·注》臣瓒引汲郡古文，魏惠王六年，自安邑迁於大梁，与今本合。”），与《史记》说异。从《纪年》说，惠成九年徙都大粱，卷县似居其西，则十二年龙贾筑长城於西边之说，或有为指卷县而言之可能。然卷县故地在今河南原武境内，西北去大梁仅百馀里，似不得谓“西边”。且惠成十二年之际，河西之地，尚得保全，如筑城防秦，亦不得近迫大梁。是即从《竹书》惠成六年或九年徙治大梁之说，亦不合龙贾帅师筑城之意。
　　道元之说既乖，後人亦有知其误者，《竹书统笺》对於“显王十年龙贾帅师筑长城於西边”一文之解释云：
　　《笺》按：《秦本纪》“魏筑长城，自郑滨浴，以北有上郡”。
　　《正义》曰，“魏界与秦相接，南自华州郑县，西北过渭水，滨浴水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筑以界秦境；洛即漆沮水也”。以在魏西，故曰筑长城于西边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即此也。《水经注》以《郡国志》“长城自卷迳阳武到密”为龙贾筑长城于西边，谬矣。
　　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卷十）长城条亦云：
　　恩泽案：《竹书》龙贾所筑之长城，即固阳长城也。若《郡国志》所云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者，自在其後。……《水经注》以此即龙贾所筑，而旧注从之，非是。
　　类此等说，前人言者不一，不能备举。《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出版）於《魏长城篇》，亦主龙贾所筑乃在河西，不在卷县，其说与前人合。余考龙贾之事不详，其筑长城事，《竹书》言之甚确，世称《竹书》为魏之史记，以魏史而述魏事，则其事固无可疑。《竹书》称龙贾筑城在惠成之十二年，其时适当秦孝公之三年，上距《秦本纪》孝公元年魏筑长城事，为时不过二年。余意《秦本纪》孝公元年语，乃述即位後六国之形势，至於所论之事，未必即属於是年。夫魏筑长城，自郑滨治，以北有上郡，其工不得谓微，必非一年之力所能完成，而《本纪》均属之孝公元年，则此文乃史公漫称之词，非有年代上确定之意义，其理甚显。窃恐《竹书》龙贾筑长城事，即《本纪》魏筑长城之举，求之年代，考之史实，均有可能，虽文有小异，当不得视之为两事也。至於龙贾所筑之长城，乃为河西之长城，稍诚战国时地理者即能辨之；且前人言之甚确，勿待深辨。顾亭林《日知录》长城条云：
　　《史记·秦本纪》，“魏筑长城自郑滨浴，以北有上郡”；《苏秦传》说魏襄王曰，“西有长城之界”；《竹书纪年》，“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筑长城於西边”，此魏之长城也。《後汉志》，“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此韩之长城也。
　　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河南原武县长城条云：
　　长城在县西北，徐广曰：“荥阳卷县有长城，经阳武到密，六国魏新筑”。《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於西鄙。”盖是时长城犹在河西，其後河西属秦，因改筑长城於此。
　　按卷之长城，顾亭林以为即韩之长城，而顾祖禹则以为魏後来所筑，其说不同，容於他段再论。至於以龙贾所筑为魏河西之长城，所见悉同，此固可视为定论，勿待深辨者也。
　　魏筑长城之原始，略如上述，兹复举惠成十九年筑长城之事以言之。《史记·魏世家》称惠成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此所称之长城，果筑於何地乎？《正义》云：
　　《括地志》云：“稒阳县，汉旧县也，在银州银城县界。”按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固阳有连山，东至黄河，西南至夏会等州。
　　此言惠成十九年所筑，乃续以前未竟之功，推其意盖以为孝公元年魏之所筑，仅至上郡，此则北达固阳，即漠之稒阳县境，於今为包头左右之地。自《正义》如此解释，而後世之言魏长城者，率不敢远离其说。余考《魏世家》所举固阳，不当与汉之稒阳县视为一地，盖其时魏人之势力尚未拓展至此，上郡而北，尽为他族所盘踞，魏人何得於此立塞？此说详论於後，兹姑举其大要。
　　又《元和郡县志》称惠成十九年所筑，在唐陕州硖石县境，云：
　　魏长城在县北二十二里，魏惠王十九年所筑，东南起崤山，西北至河三十里。
　　按《郡制》之说，所据未详，然既言魏惠王十九年筑，则所据必为《魏世家》之文可知。夫《魏世家》虽有“筑长城”之文，而不详其地，固阳故址又不可考，《郡县志》遽言在硖石县，苟非有他据，则近武断矣。《太平寰宇记》之作，率从《郡县志》之文，然所论硖石县事独去此条而不从，得非知其说有误故略而不取乎！余意殽函之地，古称重险，自西周而後，每为兵事之要地，设险立防，当为历代所常有，虽其地有旧城遗迹可寻，何得断言必为魏惠王十九年之所筑乎？
　　余意惠成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事，如史公之言为可从，似仍当于魏河西之地求之。盖当魏惠王十九年之际，秦人势力虽渐迫于河，然河西之地，大都仍在魏人之手，至於纳阴晋、河西、上郡诸地，後此凡二十许年，此由《秦本纪》、《魏世家》及《六国年表》可以知之。在此二十馀年之中，秦魏在河西之斗争，最为剧烈，魏人方百计以保持其河西之领土，故杜防甚严。此时如有防御之建置，必当设於河西，决不至舍此而他图，而自启其放弃领土之意念。惜此次所筑，抑为葺补旧有，或为改地新筑，均无可考矣。
　　右述魏河西长城建筑之经过既竟，兹再论其缘附之地，以明当时魏在河西之形势。按魏河西长城经行地域，其中最难解决者，厥为固阳之问题。此问题不得解决，则其北及之地无从谈说，试先论之。
　　《正义》称魏河西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为塞，此乃以汉之稒阳，以当魏之固阳。後儒多从其说，如近儒杨守敬所制《战国疆域图》，河西魏之长城，即照《正义》之文图绘，而世所制中国沿革地图，亦多从此说。余意欲考魏河西北部之长城，是否可从《正义》之说而断其北至汉之稒阳，其所首当知者有二：一曰当明当时魏之疆域，二曰当明秦魏两国在当时战争推移之形势。盖魏人筑城，必不立於非其所有之地，明其疆城境界之所及，则长城经行之地，方可由此以推。又长城之建，原用以防守，凡非冲要之地，兵争所不及者，当无长城之建筑。明此二者，则魏河西北部之长城，庶可知其大略，试先言其一。
　　芦沟桥事变之前一年，曾去西北後套考查，适值绥远通志馆纂修《通志》将竣，因就便往访。与纂修者谈及魏长城事，亦多主《正义》之说，然终以未睹其原稿为憾。归来後，从友人处得睹《通志》稿本，其《长城篇》论魏之长城云：
　　案：固阳一作稒阳，其沿革见故城稒阳县稒阳塞条。或疑战国时魏之国界，未必能远及包头县境。然考《史记·匈奴传》赵襄子踰勾注而破井代以临胡貉；其後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勾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为界边；其後义渠之戎筑郭以自守。案《史记》此文观之，则今河套鄂尔多斯之西部，为当时义渠戎所居，而其东部，则魏之所有也。包头县境与广漠之全套，比适位於其东部之北端，安见魏之边界，必不能远及县境乎？况以《水经注》考之，古稒阳塞在今县治西，而稒阳县又在今县治东，益信战国时魏之筑长城塞固阳，必在今包头县境无疑。又据最近《采访录》载包头县境内有古长城，东自什拉淖起，沿大青山及乌喇山之麓西行，至西山嘴而止，长凡二百六十馀里，为土石所筑，高二三尺以至六尺不等，或断或续，尚多存在，而以什拉淖至城塔汗一段为较完整云。又考近人梁卓如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於长城建筑时代颇有发明，其意以为辨长城是否为魏以前所筑，端视秦汉时筑城用士或用砖为断，砖之创始虽未深考，然至早亦当不逾汉代。观元帝时郎中侯应有云：“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木砦、疆落、谿谷、水门，稍平治之，功费久远。”晁错上书亦云：“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以河为境，垒石为城，树榆为塞。”观此，可知秦以前所筑城，非土即石，断不似後世长城垒砖而成也。综上所述，则包头县境内沿大青山麓横亘二百六十馀里之土石长城遗迹，正与《史记》“塞固阳”之文相合，并与梁氏所考察以前用土用石之意，亦不相悖云。
　　按梁启超谓秦之长城多系版筑，其言甚当，然非谓秦以後之长城无土筑也。大体论之，自奉而後历代所筑之长城，其在山岭者则以石筑，其在平原者则以土筑，所谓以砖筑者不过关口之要地而已。《通志》举包头大青山长城之旧址，视为战国时之长城，固无不可（盖大青山之长城，有为赵筑之可能），若必以土筑为证，且言为魏之长城，其论疏矣。至於称魏惠王之际，魏之疆域已伸至河套之北境，亦殊不然。
　　余考魏之疆域，自始至终未至今河套之境内。《史记·秦本纪》称惠文王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正义》云：“今鄜绥等州也，魏前纳阴晋，次纳同丹二州，今纳上郡，而尽河西滨洛之地矣。”此以鄜绥等州释上郡之地，其说尚近於理。《魏世家》称襄王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正义》云：“《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绥州上县东南五十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按丹、鄜、延、绥等州，北至固阳，并上郡地。魏筑长城界秦，自华州郑县已北滨洛，至庆州洛源县白於山，即东北至胜州固阳县，东至河西上郡之地，尽入于秦。”此言魏上郡之地北至胜州之固阳，以附合前文“塞固阳”之说；且拘守滨洛之说，言经洛源县白於山，实不近於理。考《史记·匈奴列传》既称三晋灭智伯分晋地後，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则上郡之外必有他族盘踞之地，魏地必不直达於阴山之下汉稒阳之地，其理当可想见。且襄子所破代国，在汉为代郡代县，其地东近於燕，西邻胡貉。其时云中之地尚为胡有，而魏河西之地，何得北至汉之稒阳？《通志》举此文为证，言赵既越句注而破并代，魏地亦当北至阴山之下，其实未必也。此可言者一。汉稒阳塞，据《水经》河水注所载，在阴山（即今包头西乌拉山）之下大河之北，说者谓此塞即魏筑故址。战国时河之故道当不能在塞之北（盖此段河道因在阴山之下，不能北徙），魏越河筑塞，而不恃大河之险，似亦不近於理。此可言者二。《史记·匈奴列传》称：“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此言上郡、北地诸郡，其地在昭王之前，仍为他旌所盘踞，至灭亡之後，始筑长城以为界。《赵世家》武灵王自请於公子成曰：“吾国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又召楼缓谋曰：“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则赵之东为燕胡，赵之西及北为林胡、楼烦可知。
　　又称武灵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又称“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是林胡、楼烦在赵之西北境尤明。《匈奴列传》亦称：“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有云中、雁门、代郡。”此亦言武灵王而前，赵之西北境，约当今大同西北至河之地及河西套之东北境，均为林胡、楼烦所踞。是知魏惠王之际，华夏势力，尚未伸至套境，所谓魏北筑城达汉稒阳者，其说必不确。且史载魏文、武、惠、襄时事，未尝言及魏河西上郡之地，有自外来之患，如魏境果伸至阴山之下，必至与他族交侵，何历史之纪载若是稀少？此可言者三。据诸书所载，魏河西之地，北至上郡为限，秦时上郡之北有云中郡，有九原郡，汉时上郡之北有西河郡，西河之北有五原郡，均与《正义》所释魏上郡之地不同。岂魏上郡之地广，至秦汉时始分裂之乎？抑魏之地原不及此，至秦逐匈奴，辟新地，始立新郡以辖之乎？此可言者四。
　　右述魏惠王时，魏河西之地北不至於河，说者或以为非是。《史记·苏秦列传》载秦说燕文侯语云：“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又云：“且夫秦之攻燕也，踰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六国年表》置苏秦说燕事於燕文侯之二十八年（燕文侯之二十八年，《六国年表》称在魏襄王之元年）。从此说，是燕人之势力，久已扩至套内，何得谓秦昭、武灵而前，华夏势力不及此乎？又何得谓魏襄而前，魏人之势力，会未一度至於此乎？余谓苏秦之言非为实录，一则燕都於蓟，其领域不当远至九原；二则云中之郡，始建武灵，燕文侯时不当有其地；三则赵之北境达於并代，燕不当远越赵境而有其以西之地；四则武灵略地榆中，得自林胡，不言及燕；五则秦昭王时，其势仅北及上郡，何得在燕文候时远越九原、云中而伐之？凡此种种，均可证明燕之疆域无西及九原之理。世称苏秦说六国语，多出後人之假托，证之事实，盖非虚语。且从苏秦之说，燕既有云中、九原矣，魏又何以得“塞固阳”，此均难於解释者也。
　　魏惠成王时之疆域，不能北至汉稒阳境之说，略如上述，兹再取史记《秦本纪》《魏世家》《竹书纪年》所载当时秦晋交争之情形，以为第二说以明之。
　　《史记·秦本纪》（自秦献公元年起，至秦武王元年止）
　　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於岸门（在今山西河津县）。
　　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见前注）。
　　孝公元年，乃出兵东国陕城。
　　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正义》云：“同州澄城县界也”）。
　　八年，与魏战元里（《正义》云：“在同州澄城县界”）。
　　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安邑，降之（《正义》云：“《括地志》云：‘安邑故城在绛州夏县东北十五里，本夏之都’”）。
　　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
　　二十四年与晋战岸门（《索隐》：“《纪年》云：‘与魏战岸门’，此云雁门，恐声误也。”《正义》：“《括地志》云：‘岸门在许州长社县西北二十八里，今名西武亭。’”按《正义》此说恐不确）。
　　惠文王六年，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集解》：“徐广曰：‘今之华阴也’”）。
　　七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
　　八年，魏纳河西地。
　　九年，渡河。取汾阴皮氏（《集解》：“《地理志》云：‘二县属河东’”）。
　　与魏王会应（《正义》：“《括地志》：‘故应城，因应山为名，古之应国，在汝州鲁山县东三十里’”）。
　　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
　　十一年，归魏焦、曲沃（《正义》：“《括地志》云：‘曲沃在陕州县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为名。’”按焦曲沃二城相近，本魏地，适属秦，今还魏，故言归也）。
　　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
　　更元十一年，（木虖）里疾攻魏焦，降之。
　　十二年，与梁王会临晋。
　　《魏世家》（自魏武侯元年起，至魏哀王九年止）
　　魏惠王五年，武堵为秦所败。
　　九年，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取庞（按：此条与《秦本纪》献公二十三年条同）。
　　十六年，与秦孝公会杜平（按：此条与《秦本纪》孝公七年条同）。
　　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按：此条与《秦本纪》孝公八年条同）。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攻我。
　　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其军，破之（按：此条与《秦本纪》孝公二十二年条同）。
　　秦用商君东地至河。
　　襄王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集解》：“徐广曰：‘在上郡。’”《正义》：“《括地志》云‘雕险故县，在鄜州洛交县北三十里，雕阴故城是也’”）。
　　围我焦、曲沃。
　　予秦河西之地（按：此条与《秦本纪》惠文王八年条同）。
　　六年，与秦会应（按：此条与《秦本纪》惠文王九年条同）。
　　秦取我汾阴、皮氏、焦（按：此条与《秦本纪》惠文王九年条同，惟多“焦”字）。
　　七年，魏尽人上郡于秦（按：此条与《秦本纪》惠文王十年条同）。
　　秦降我蒲阳（《正义》：“在隰州，隰川县蒲邑故城是也”）。
　　八年，秦归我焦、曲沃（按：此条与《秦本纪》惠文王十一年条向）。
　　十三年，秦取我曲沃（《正义》：“绛州桐乡县，晋曲沃邑”），平周（《正义》：《十三州志》云：“古平周县在纷州介休县西五十里也”）。
　　哀王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门（按：此条与《秦本纪》惠文王更元後十一年条略有不同）。
　　六年，与秦会临晋（按：此条与《秦本纪》惠文王更元後十二年条同）。
　　九年，与秦王会临晋。
　　《竹书纪年》（自周安王十八年起至终，据洪颐煊校本）
　　显王十年，龙贾帅师筑长城於西边。
　　十三年，遣将龙贾筑阳池以备秦（今河南原武县有古阳池城）。
　　二十七年，秦卫鞅伐我西鄙，王攻卫鞅，我师败逋（《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攻我”语，《索隐》云：《纪年》云：“二十九年（惠王）五月，齐出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是也，然言二十九年不同）。
　　三十年，秦与魏战岸门（按：此条本当与《秦本纪》孝公二十四年条同，惟据《六国年表》错一年）。
　　三十八年，龙贾及秦师战於雕阴，我师败逋（按：此条当与《秦本纪》惠文王七年条及《魏世家》襄王五年条同，《六国年表》以此条置襄王二年，误）。
　　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阴、皮氏（按：此条当与《秦本纪》惠文王九年条及《魏世家》襄王六年条相同，然据《六国年表》年代相错）。
　　四十一年，秦归我焦、曲沃（按：此条当与《秦本纪》惠文王十一年条及《魏世家》襄王八年条同，然据《六国年表》年代亦相错）。
　　慎亲王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平周（按：此条当与《魏世家》襄王十三年条同，然据《六国年表》年代亦相错）。
　　隐王二年，秦取我焦（按：此条当与《秦本纪》惠文王更元後十一年条同，然《魏世家》言秦取焦在襄王六年）。
　　三年，秦王来见于浦阪关。
　　八年，秦公孙爰帅师伐我皮氏。
　　九年，褚里疾围蒲，不克。
　　十二年，秦拔我蒲坂，晋封阳谷。
　　以上所录，为魏惠襄前後秦晋兵争盟会之关系，虽年代互有差异，地域有所未明，史事有所未尽（因本文不专论此，姑从略言之），然秦魏交争区域之范围，亦由此约略可见。大体论之，其在河西兵争之区域，南不越华阴，北不越肤施，其所辖领域虽未必以此为限，然亦当去此不还。如从正义之说，固阳北出黄河之北，魏入塞之何用？审之时事，察之地理，均属不合。《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孝公十一年，卫鞅围固阳降之，说者谓此固阳，亦在汉稒阳地。然卫鞅降固阳事，不见《秦本纪》、《魏世家》、《商君传》、《竹书》、《国策》等文，史公所据，未可得详。即言此事非为误增，固阳之地，亦不当远出黄河之北，非为误文，即当别有他解。由上所述，史公“塞固阳”之文，必不在汉之稒阳。固阳之地，今不可考，如非史公有文字上之误载，则即别有所指矣。
　　魏之疆域，当惠襄之际，不能北达汉稒阳境，既如上述，兹再言长城经行之地域。考魏河西长城之南段，其在渭水以南者，除前述硖石县长城不计外，据《水经注》所载，共分东西二列：一在今华阴县境，说者谓为秦晋之分界地；一在今华县境，即魏所筑之长城。
　　《水经注》（卷十九）云：
　　渭水又东（经华阴县而东），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西北入长城。城自华山北达於河。《华岳铭》曰“秦晋争其祠，立城建其左”者也。郭著《述征记》，指证魏之立长城，长城在後，不得在斯，斯为非矣。
　　此言华阴境内之长城，乃南起华山之麓，而北达於河，所谓河者，大河也。郦据《华岳铭》说，言此城为秦晋界地，与魏筑长城无关，因斥《述征记》之说为非，言魏之长城在後，不得在此，在後，当指华县境内之长城言也。华阴以西之长城，亦见《水经》渭水注，云：
　　渭水又东（在华州即今华县之东）迳长城北，长涧水注之。水南出太华之山，侧长城东而北流，注于渭水。《史记》秦孝公元年，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者也。
　　此言华县境内之长城为魏所筑矣。
　　又《元和郡县志》（卷二）云：
　　华州《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为秦晋界。邑长城在州东七十二里，或说秦晋分境祠华，故筑此城。战国时属秦魏，《地理志》云：“自高陵以东，皆魏分也。”按《史记》魏筑长城自郑滨浴，今州东南三里魏长城是也。
　　此言华州东七十二里之长城，为秦晋建以分界者，州东南三里之长城，为魏所筑以摒秦者，其说似同《郦注》，然所言华州东南三里之长城，其位置与《郦注》所举长涧水之长城不合。
　　後人解说，尤多与郦说乖异；又因二城距离较近，易於混乱，往往东西倒置，纷为说辞，致使何为界地，何为长城，无可辨明。《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九华州）云：
　　按《华山记》云，此山分秦晋之境鄙，晋之西则曰阴晋，秦之东则曰宁秦，战国时自高陵以东，皆魏之分。《史记》云“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今州东南三里魏长城是也。按郭缘生《述征记》云，长城，或谓秦晋分境祠华岳，故筑是城。
　　按《寰宇记》云州东南三里之长城，即魏筑之长城，与前人之说合，至於所举《述征记》语及秦晋筑界分祀事，皆指华阴境内之长城言，与此城无关，《寰宇记》殆混二者为一也。又《方舆纪要》（卷五十四）华州长城条云：
　　古长城在州北三里，战国秦魏分界处。……宋白曰：“华州东南有魏长城，又有长涧水，南出太华山。侧长城东而北流，注渭。”
　　又於华阴县长城条云：
　　长城在县西二里，《史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此即其故址。後魏永熙末，高欢追魏主修，攻潼关克之，进屯华阴长城是也。宋白曰：“华阴有长城，战国时分秦晋之境，边晋之西谓之阴晋，边秦之境谓之宁秦”，恐误。
　　按《方舆纪要》所引宋白之说，实乃出诸《郦注》，非虚构之比，顾氏东西倒置，而又以宋说为非，盖於前人之言未尽悉已。
　　余考立界分祀之事，於史无徵，《华岳铭》之说，不详所据。後人解说，或言在春秋，或言在战国，未有定论。按之史实，秦穆而前，秦之疆域尚未东展，秦晋之界不在华阴。缪公九年，助夷吾返国，夷吾允以晋河西八城（河西八城，《史记·秦本纪·正义》谓为同华等州地）为谢，已而背之。十五年韩原之战，夷吾被虏，献河西八城以为和，意者谓今华县及华阴之地，归为秦有，秦晋分界，或可发生於此时。然康公二年，秦伐晋於武城，《正义》引《括地志》（亦见《秦本纪》）云：“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华州郑县东北十三里也”，是今华阴之地，仍归晋有，所谓分界者，当不在於缪康之时。康公而後，秦势凌替，不能保河西之地，晋人越河而西，至於高陵，更不能以华阴为界。献公时奋发图强，东侵地至於河，然河西之地，仍大部为晋所有。至孝公六年，魏纳阴晋，秦更名宁秦，《集解》引徐广语曰：“今之华阴也”，华阴之地始归秦有。如立界分祀之说为可据，则其事当发生於魏纳阴晋之时，不当在其前也。然古书亡阙，分祀之事既不可求，而立界之说亦不易断，长城之筑，究任何时，未可言也，姑备一说以存之而已。至於此段长城经行之地，南起华山，北达於河，本不甚长，其遗址所在，当不难推断。然自《郦注》观之，城址似在华阴治之东。王隐《晋地道记》亦言“桃林县西长城，是潼关也”，当即指此长城言。王先谦校《水经注》，亦称华阴县东有长城遗址。而《元和郡县志》（卷二华阴县）则言在县西，《寰宇记》（卷二十九华阴县）《方舆纪要》（卷五十四华阴县）又言在县西二里，《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亦言华阴西有长城（诱注云：“华山在华阴南，西岳也；桃林秦晋之塞也，盖在华阴西长城是也”），其说不同。余考《华州志》而不详其说，盖古城遗址年久湮没，不易推断矣，姑录诸家之说以待考。
　　至於华县境内之长城，自当为魏筑长城之主干，从《郦注》言之，其城盖南起华山之麓，沿长涧水之西岸，而北达於渭。《郡县志》言在州东南三里，《纪要》又言在州北三里，其或别有长城乎？亦或州治有迁移，故为说不同耳。
　　魏城自渭水而北，经沙苑而入大荔县境。乾隆五十一年《大荔县志》（卷二）云：
　　《史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而北以摒秦。”《旧志》：“今自沙苑至同、澄间，往往有故址。”
　　又光绪《大荔县续志》（卷四）古迹云：
　　古迹若长城，其遗迹在大荔境者：今县西北三十里高原後有长城村，村南里许，自原之半济原而南，有城址数十丈。又南有数丈，近高原村。又南有四五十丈，至原之前巅。在党川村西北，其东有沟，曰城墙沟，皆长城故址，尚确切可辨也。前志谓皆失其处，盖未之深考云。
　　按沙苑一名沙阜，在大荔县治南一十二里（见《寰宇记》卷二十八冯翊县）；处渭洛之间。魏城盖自沙阜北行，经大荔县治之西，约当今县西东长城村西长城村之地（村亦见《续志》卷四土地志），而达西北高原後之长城村，如《续志》所言者是也。
　　或谓沙苑长城为秦所筑，《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蒲城县，堑洛条云：
　　〈史记》秦孝公九年筑长城，简公二年堑洛。故云自郑滨洛，今沙苑长城是也。又按《三秦记》，在蒲城东五十里秦筑长城，即堑洛也。
　　又光绪《蒲城县志》（卷一）古迹条云：
　　秦长城：《寰宇记》“秦孝公九年筑长城”，《三秦记》“在蒲城县东五十里”，今大荔许原西有长城村，俯临洛水，遗迹显然，且距故城不过十馀里，疑即当时旧迹。
　　余考《史记》无秦孝公九年筑长城事，《秦本纪》载孝公元年魏筑长城事，与《寰宇记》所言相合，盖《寰宇记》误以孝公元年为九年（元九字相近），又误魏筑长城为秦筑长城也。不意前人读书若此疏略，而纂修《蒲城县志》者，不覈原文，妄从其说，而致展转错误。至於堑洛城重泉事，见《史记·秦本纪》，然以理度之，当在洛西，不在洛东。《正义》引《括地志》称“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三秦记》称“县东五十里有秦筑长城，即简公堑洛处”，似堑洛所以防重泉，当去重泉不远。当时堑洛情形，不可详考，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史记》言之甚确，且与沙苑之长城合，是以同州之长城，自以言魏筑为近於理。
　　魏城又自大荔县西北，北经今澄城县境。明嘉靖《澄城县志（三志合刻本）·地理志》古迹条云：
　　万里长城，在县南三里许，遗址尚存。今按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暴师于外十馀年，恬常居上郡统治之。今吾邑所云万里长城，恐非蒙恬所筑者，观东坡《指掌春秋列国图》自见。
　　又顺治六年《澄城县志（三志合刻本）·地理志》古迹条云：
　　万里长城，恐非蒙恬所筑者，今澄似非其地，或是《史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而北以摒秦者。
　　又嘉庆《澄城县志（三志合刻本）·建置》城垣条云：
　　长城故基在今县南。《县图》县南五里有古长城基，不知所始，洪亮吉曰“此盖魏之长城”，《路志》亦云“或是《史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而北以摒秦者”，然不可考。
　　按澄城县长城自非蒙恬所筑，洪亮吉曰魏之长城，其言甚是。
　　至於澄城县以北之长城，错综复杂，先後建置颇不易考。考始皇而前上郡之地，其为秦所筑者，有张仪之塞，有秦昭之地，始皇即位而後，又有蒙恬所筑；而魏之所筑，又其外焉者也。张仪筑塞事，见《史记·张仪列传》，云：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兴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於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人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
　　此言张仪筑上郡塞之事甚确。秦昭王筑长城事，见《史记·匈奴列传》，将有专篇述之，不复引，至於蒙恬筑长城事，各书类详言之，无待详徵。长城故址，率皆湮没，无可详考，而张仪筑塞及秦昭筑城事，《史记》又言之过简，不易据此以求。後人记述，大都凭诸臆断，未能代表当时实际之情形，致使何为张仪所筑，何为秦昭所筑，何为蒙恬所筑，何为魏之所筑，均不易辨明。杨守敬《战国疆域图》所绘魏河西长城，其在甘泉以北者，西绕保安之西，而复东折至米脂之东，盖拘守《秦本纪》滨洛之文及《魏世家·正义》“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之文而绘，其实魏之长城，何至作此大曲折？盖滨洛之文既非具体，而北经银州至固阳之说又不足据，实未可依此而绘。此难辨者一。又嘉庆《洛川县志》（卷二）记境内长城云：
　　长城：秦孝公元年，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今县东北原阜崭绝处，疑即当时遗迹。
　　此言洛川县境有魏长城。又道光《鄜州志》云：
　　长城，州西南四里。按周显王时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
　　北有上郡，则境内长城，魏长城也。旧志谓蒙恬所筑，殊误。
　　此又言今鄜县境内有魏长城。《元和郡县志》及《太平寰宇记》亦言今鄜县境内有长城，然里计方向不同，且言为秦筑，与《州志》说异。
　　《郡县志》（卷四）鄜州洛交县（即今鄜县）长城条云：
　　秦长城在县东北三十里。
　　《寰宇记》（卷三十五）鄜州洛交县长城条云：
　　秦长城在县东南四十里，因河为塞。《史记》云，秦将蒙恬所筑。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鄜州长城条：又斥《寰宇记》说为非，云：
　　长城：州西南四里，战国时秦魏分界处，《寰宇记》云秦蒙恬所筑，误矣。
　　读此，知洛川境长城故址，其为魏筑尚无争辩，惟鄜州长城，或言魏筑，或言秦筑，纷纷莫定。鄜洛两县相去甚近，中界洛水，洛川居其东，鄜居其西，魏既筑城洛东，又何以筑城洛西？如洛水流道无变迁，则主鄜有魏长城者，其说可议。《纪要》言为分界，证之史册，未有实据。《寰宇记》言为恬筑，所引《史记》之文亦不合。此难辨者二。洛川而北，甘泉、肤施、安塞三县，未闻有古代长城之建置，由此而北至於归绥，复有所谓秦魏建城之遗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绥德州上郡城条云：
　　又古长城在州西十五里，亦秦魏时分界处。
　　此言绥德有秦魏分界之古长城。《寰宇记》与其说异，绥州广龙泉县长城条云：
　　长城：一在州西一十五里大力川，一在州北二十五里无定河，是蒙恬所筑之遗迹。
　　按绥德为秦肤施县地，其地实有长城，见《水经注》，《寰宇记》所据当即出此。河水注（卷三）云：
　　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上郡治。……东入五龙山，……历长城东出于白翟之中。……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於此。……其水东流，昔段颖追羌出桥门，至走马水，闻羌在奢延泽，即此处也。门即桥山之长城门也。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其水东北流入长城，又东北注奢延水。
　　《水经注》记述近古，其言自较可信，《纪要》称为秦魏分界，似不确。然自甘泉而北，有无魏筑之长城，而魏筑长城究止於何地，终不可考见。此难辨者三。陕北地理，前人多不详，而《水经》又亡洛水之注，此段长城之不易考者以此。余意《竹书》周显王三十八年，龙贾及秦师战於雕阴，其地在甘泉县南四十里（《郡县志》、《寰宇记》、《方舆纪要》均同此说），以兵争之形势言之，甘泉南北当有魏筑之长城。至於甘泉以北，以当时兵争之情势论，大而言之，当不能北出绥德，小而言之，或北出肤施未远，至於北至固阳之说，盖非魏疆域所能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