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卷之长城
　　
　　卷有长城，见《後书·郡国志》。袁山松《郡国志》亦云：“长城自卷迳阳武到密。”徐广并有此说，《史记·苏秦传·集解》引其语云：“荥阳卷县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是卷有长城之事甚确。《索隐》引徐广语而谓“盖据地险为说”，似其地无长城之筑，其说可疑。至於此城所属，後人言人人殊，或称为魏之长城，或称为韩之长城，又或称为韩魏共有之长城，又或称为韩魏之分界，众说不一。夫立城原所以卫国，欲明所属，当先知其所经行之地，试先论之。《郡志》称“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此於其经行之地已言其大略，然後人或不从《郡志》之文，而自有异说，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卷十）云：
　　案《竹书》龙贾所筑之长城，即固阳长城也。若《郡国志》所云“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者，自在其後。《元和志》“魏长城在硖石县北二十里，惠王十九年（原注称《水经注》引《竹书》作十五年。铵《竹书》无惠王十五年筑长城於硖石县事，程氏误引）筑，东南起崤山，西北至河，三十七里”，似即《郡国志》所云。而其地又别疑当时魏长城，本自卷筑起，直至崤山大河而止，故曰长城。後来倾圮不全，故各就所见言之，然与固阳长城无涉也。《水经注》以此即龙贾所筑，而旧注从之，非是。
　　此言卷之长城，经阳武到密，又复西达崤山，与硖石县之长城相接，以至於河。此盖程氏之一种空想，本无实据可言；且疏於当时地理，於魏疆域之形势不甚明瞭，故为此不尽理之说。钟凤年著《战国疆域变迁考》（所见者为草稿），其论郑之疆域，曾引程氏此说而指斥其谬，云：
　　按唐之硖石县，在今河南陕县东南七十里，自今原武西至陕县，势须经过韩地，更须经过周之全境，复越过韩在新安、宜阳、渑池间地，方得及之。程氏殊弗思魏安能有筑城於两国境内之理？未免太缺乏地理常识，故其误实较馀说为尤甚，而尚指摘他人，真乃苦於不自知者矣。
　　按钟辩程氏之说之非甚是。考程氏之说，其立论盖有三点：一认卷之长城确为魏之长城；二确认《元和郡县志》所举硖石县之长城，为魏惠王十九年所筑；三则认为卷硖二长城之间，必有一段已倾毁之长城，与之相联接。此说之第三点，乃出於一己之臆想，未有历史上之证据，自未可取信。其第二点则因误信《郡县志》之言，持论亦非正确。盖《郡县志》所举魏惠王十九年筑长城事，原据《魏世家》“筑长城，塞固阳”之文，硖石县非固阳地（考诸家之说，未有言固阳在硖石县者），何得言惠王十九年所筑必在於此？此已於上文言之，勿待详论。至於第一点，所言虽近实际（见後文），而所举论证终嫌不足，且屏置他家之说於不顾，而不一一加以辨析，亦非研究所宜出之态度；似程氏对卷长城为魏所筑之说，未有深切之认识。程氏立说之三点，非近空洞，即不可据，则根本上发生动摇；至於地理上之不合，尤其著焉者也。
　　复次，《中国长城沿革考·魏长城篇》当推论卷长城经行之地云：
　　……又《日知录》以此（指卷之长城言）为韩之长城，亦甚乖谬。案魏之领土，外包乎韩之西南两部及东南一角。魏都大梁，韩都上党，而魏亦有上党，位於韩上党之东。卷与阳武，则恰介乎魏上党与大梁之间，可见这两个地方，必为魏之领土无疑。
　　至於密县，位於大梁以西，离韩更远，更不能谓为韩地。案诸地图，卷、密、阳武，明明是魏国的领土，不知顾先生有何根据，还是出於他个人的臆断？《日知录·沈氏注》云：“《京东考古录》以《续汉志》一条亦属魏，而无‘韩之长城’句。”盖沈氏亦不相信顾说的。又下即考知这堵长城，必在惠王十八年或三十一年以後为防齐楚侵扰而筑。当时魏都大梁，那这长城必外达乎大梁而为魏南之屏蔽可知。考证这堵长城之经历，并证明这并非韩长城，亦非魏之西长城。此下更把这堵长城的起讫，和现在的地名对照一下。考汉卷县，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七里；阳武县即今河南阳武县治；密县在今河南密县东南三十里；大梁即汉之浚仪，在今开封西北。那这长城以现在的地理言，是北起於今河南原武县西北，东到阳武县境，转向东南，到开封之东，更折而向西，直达密县境，长约四百馀里。
　　按王氏此段所论韩魏疆域之形势，多不合。推其意盖不知有韩灭郑後移都之事，以为韩都上党，遂以上党为韩地之中心，故曰密去韩过远，不知密实在韩都近畿之地耳。至於言卷城绕大梁之东，纡曲而西达于密，是与《郡志》之说显相乖异，尤不可从。
　　余意卷长城经行之地，《郡志》已言其大略，如欲详求，当再以《水经注》之说详求之。《水经》济水注（卷七）云：
　　济水又东南流，入阳武县，历长城东南流，蒗碭渠出焉。
　　又云：
　　济渎又东迳阳武县故城北，又东绝长城。
　　又阴沟水注（卷二十三）云：
　　阴沟首受大河于卷县。故演东南迳卷县故城南，又东迳蒙城北。……故渎东分为二，世谓之阴沟水，京相璠以为出河之济，又非所究，俱东绝济隧。右滨东南绝阳武县北，东南绝长城，迳安亭北，又东北会左渎。左渎又东绝长城，迳垣雍城南。
　　此言卷、阳武有长城甚确。考後魏卷县故治，在今原武县北境。後魏原武旧治当在今阳武县境，《太平寰宇记》（卷二）阳武县称：“唐武德四年，於汉原武故城，复置阳武县，即今理也。”後魏原武是否有移治事，未详。即有移徙，亦当去汉故治不远。唐武德所置之阳武，当即因後魏之原武所置，而後魏之治所自在其境。至於後魏阳武故治，似在今原武南境，或阳武之西南境。《太平寰宇记》（卷二）阳武县称：阳武故城在县东南二十八里，此似指汉之阳武故城言（济水注称北济水东迳原武县故城南，又东迳阳武县故城北，此所言阳武故城即汉旧治。原武故城即阳武县理，阳武故城正在其东南，适与《寰宇记》所言相合。故疑《寰宇记》所举，为汉阳武故治）。至於魏阳武县治，似在汉旧治之西（阴沟水注称故渎在南，迳卷县故城南，右渎东南泾阳武城北，似魏阳武城去卷县故城不远，以理推之，当在汉阳武旧治之西）。由上所推，则可略知道元时卷、原武、阳武三县分布之形势。大体论之，卷县旧境当今原武之地，原武旧境当今阳武县地，而阳武旧境，似跨有今原武南部或阳武西南境之地。自《水经注》“济水东南流入阳武县历长城东南流”一语推之，似魏阳武县西界或西南界，即今原武南部之地，有长城遗址。又自“济渎又东迳阳武县故城北，又东绝长城”及“左渎又东绝长城”之语推之，似魏原武之东境，即今阳武之东境，有长城遗迹。又自“右渎东南迳阳武城北，东南绝长城”一语推之，似魏阳武县之东南境，即今阳武县西南境之地，有长城遗迹。如联之为一，此段长城似自今原武之西北，即古老卷北滨黄河之处东南行，纡曲经今阳武县之中部，折而西南，出阳武之西南境，跨河西南行而入郑州之东北境。此种论说，仅就《郦注》推断，是否尽合古时长城之实际情形，亦未敢必。盖古地遗址及川流沟渎之方位不易详考，古书所载，仅述梗概，未能详求，而水河道又数有迁徙，古地遗迹多已湮没，无由考证，此乃言其大概而已。至於《水经注》所言之长城，即《郡国志》及徐广所言之长城，以道里方位论之，则无可疑。今原武县有长城里，说者为因县境之长城得名，盖有可信。
　　卷之长城又南入中牟县境，自圃田泽之西而南行。《水经》渠水注（卷二十二）云：
　　渠水自河与济乱流，东迳荥泽北。东南分济，历中牟县之圃田泽北，与阳武分水。……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
　　又《元和郡县志》（卷九中牟县）云：
　　圃田泽一名原圃，县西北七里。其泽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太平寰宇记》卷二中牟县长城条，与此同）。
　　此言圃田泽西有长城。渠水既为中牟、阳武之分界，则此长城当由阳武逾渠水而至圃田之西。圃田泽在中牟县治西北七里，泽又东西长五十里，则长城当在中牟县治西北六十里左右也。
　　长城又南行经百尺水之西而南行。渠水注又云：
　　渠水又东，不家沟水注之。水出京县东南梅山北溪。……
　　其水自溪东北流，迳管城西，……俗谓之为管水。又东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注黄雀沟，谓之黄渊，渊周百步。其一水东越长城，东北流，积为渊，南北二里，东西百步，谓之百尺水，北入圃田泽。
　　此言长城穿管水之一支，傍百尺水之西而南行。百尺水在圃田泽之南，以《水经注》之文推之，似相去不远，其地当仍在中牟县境。长城经其西，亦当去此水不远。
　　道元所述此段长城之遗址，止於此境，再南则不可得而详焉。
　　余意此城所止之地，虽不可考，然其南当去此不远，後人拘执《郡志》“经阳武到密”之说，而将此段长城，伸引至於密之中部，其说未必然。盖密有洧州，支流错出，道元述其经行之地，至为纤细，虽荒冢残碣亦所不废，何得於长城遗址末一言及，此密中部无长城说之略可证明者也。汉制无今郑县，今县之东境地，汉时属中牟县，《汉书·地理志》中牟县有筦叔邑，筦叔邑即後之管城，今郑县治所在地，其南境当属於密，而与中牟相接。《郡志》所言“到密”者，似指至密之界地言，以今地考之，当不出郑之南境。考究古地，当求实据，未可空言，兹据《郦注》，断言此段长城，北起今原武西北，经阳武及中牟圃田之西，而南达郑县之东南界，再南则不可得而言矣。
　　卷长城经行之地，大抵若斯，兹进而言其建置之年代及其所隶属之国家。
　　甲，韩筑说，此说见顾炎武之《日知录》。江都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卷五）“遣将龙贾筑阳池以备秦”条，亦从其说，云：
　　衡案洪本（指洪颐煊本言）补此于显王十三年下，注云《太平寰宇记》九引《竹书纪年》曰：“梁惠王十五年，遣将龙贾筑阳池以备秦”，《水经》济水注云：“《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筑长城于西边，自亥谷以南，郑所城矣，《竹书》云是梁惠王十五年筑也”，与此条合，今补。衡案洪说大错。《寰宇记》所云“遣将龙贾筑阳池以备秦”，即《纪年》之“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西边近秦，故筑长城以备之。特一云梁惠王十二，一云十五者，此系《寰宇记》误读《水经》而然。案《水经》引《竹书》梁惠王十二筑长城于西边是一事，此魏筑长城；又云“自亥谷以南，郑所城矣，《竹书》云是梁惠王十五筑也”，又系一事，此盖韩筑长城，与魏无涉。故《水经注》于此条下又引《郡国志》曰：“长城自卷经阳武到密”者是矣。此其说顾宁人先生亦曾论之。案《日知录》云：“《史记·秦本纪》云：‘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苏秦传》说魏襄王曰：‘西有长城之界’；《竹书纪年》：‘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筑长城于西边’，此魏之长城也。《後汉志》：‘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此韩之长城也。”
　　今以韩筑长城混作魏事，遂以魏筑长城移在惠成王十五年，并致《水经注》上下文义不分，吾故曰《寰宇记》误读《水经》而然也。乃《寰宇记》既误读，而後人又不分晰，竟合两事为一，遂谓此条当补于显王十三年，则既与“龙贾筑长城于西边”之语重复，而又置韩筑长城于不问，岂非事实显白，群相迷惑哉？余谓此条当注于显王十年下，兼正《寰宇记》之失，而另补韩筑长城事于显王十三年方合。特《水经》自亥谷以南数语，乃依约《竹书》之辞，今不知其原文若何矣。
　　按陈氏驳斥《寰宇记》语，谓误读《水经》，而将魏韩两国所筑长城之事混合为一，其说实甚牵强，容於下文论之。至於言龙贾筑阳池以备秦，其地不在卷县，而在黄河之西，其说实近於理。考龙贾筑阳池，见《寰宇记》（卷九）郑州原武县，云：“县理古阳池城。按《竹书纪年》曰：‘梁惠王十五年，遣将龙贾筑阳池以备秦’，即此也。隋开皇十六年，於此置县。”《寰宇记》所引，不见今本《纪年》，然既有所确指，当非虚造。臆断者谓《寰宇记》所据《纪年》之文，即《郦注》济水注“《竹书纪年》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筑”一语所指，推其立论之意，亦不为虚。盖《郦注》所论为卷之长城，而卷又有阳池为古地，与龙贾筑阳池之事可相对照，故《寰宇记》取此文以注原武之下。然《郦注》所引《竹书》惠成十五年筑长城事，原以证郑筑亥谷以南之说，与龙贾筑城之事无关，而贾筑阳池，如言在卷县，亦与当时时势不合。惠成徙都大梁，姑从《纪年》惠成九年之说，贾筑阳池，去此未远，时魏之势力，尚能保全河西，函谷而东，周韩隔阻，筑城备秦，何得近在卷地？即言贾筑阳池，其地确在卷县，亦当视为通常筑城之事，既非长城，而其主旨亦不在备秦。《集证》称龙贾此次所筑，与惠成十二年所筑为一事，虽不免近於武断，然疑《寰宇记》所言不足尽信，而洪本所补，亦未必尽得《郦注》之实意，其说多有可取。
　　《纪年》旧文，不可得见，道元所述，有无误举，《寰宇记》所引，有无增损旧文之处，均不可详，龙贾筑阳池之实际情况，无由得知矣。至於卷城为韩筑之说，实见於《日知录》，似亭林确有此论，然其所著《京东考古录》一书，内载长城一条，所论与《日知录》悉同，惟“韩之长城”一语，作“魏之长城”，未悉究以何说为是。陈氏取其韩筑之说以助成已说，而未及其他，是陈氏立论之根据，已失其一。《郦注》言郑筑城事，亦近於空洞，且所徵引多不相合，未可据为论断，陈氏拘守其说，且为穿凿解释，自不合於事实。是陈氏立论之根据，又失其一。陈氏立论之根据既破，则所言韩筑长城事为虚构矣。再进而言之，战国之际，韩患不在於魏，而在秦楚。韩防秦楚，未闻立有长城，何得於魏独有筑城为防之说？此可言者一。卷之地战国时原属於魏，《魏策》苏秦说魏王语，谓魏“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张仪说魏王语，亦谓“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枣”；《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伤攻魏卷”；均言卷属於魏。长城起於卷，似属魏境，韩筑长城，不得在此。此可言者二。又韩哀侯徙都新郑，故城在今县治西北（《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新郑县，《春秋大事年表》卷七郑都邑，杨守敬《前汉地理图》均为此说），说者谓在今郑县境内，其说未必。夫韩都既在今新郑西北，韩筑长城自当在其北境，然考长城经行之地，未能及此，亦不合自卫之意。盖其西北可直通大梁，梁师勿待穿越长城，即可直迫其都，筑城防魏，何得如此？此可言者三。韩筑长城，既不详於古人之记载，又不合当时地理之形势，後人之说，率出臆想，盖难言矣。
　　乙，为韩魏合筑说，此从《水经》济水注说。道元述阳武长城故址，举《竹书》惠成十二年龙贾筑城西边之事为证，下文直接“自亥谷以南，郑所城矣”一语，推其意盖以阳武一带之长城，为龙贾所筑，而亥谷以南则有郑所筑之一段，与之卫结，其文至为明显。不然，龙贾筑城河西，本与阳武之长城无关，道元何必引注其文于此？
　　且下文直接亥谷以南为郑所筑，一言河西，一言阳武，为文亦极不相类，推郦氏行文之意，必不出此。至於下文引《竹书》十五年事，则言郑筑城之年也，其意亦至显。道元称此段长城，南为韩筑，北为魏筑，其意固无可疑。故全校《水经注》云：“郑即韩也，梁城乃惠成王十二年筑，而韩城则十五年筑也”，盖深得郦氏之意。陈氏称《郦注》之文，一言河西之长城，一言卷县之长城，两下相关，既乖文意，亦与史实不符矣。古人之书，本不易窥其真意，而存有成见者尤易加以曲解，陈氏盖先有成见者也。道元之文，虽可窥得其旨，然其说实不足取。一则惠成十二年龙贾筑城当在河西，其说已详上文，道元不当误解古人之意，而引注於此。二则所称亥谷不详其地，未有确扩。三则所引惠成十五年事，原意不明，是否与《纪年》本意相合，亦不得详。道元虽详於古，所言亦不能无误，未可取为据也。
　　丙，卷城为晋知伯所筑说，此说为钟凤年新创，见所著《战国疆域变迁考》稿本，其说云：
　　按《郦注》云亥谷以南之长城筑於梁惠成王十五年，其所谓“郑”，诚如全氏说，乃指“韩”而言。但今度以地势，余以为凡目此长城为韩魏所筑者，尽误。因其城实横亘於韩魏之地，而连为一线。设筑自二国，则无非籍以彼此防御，或以御其他诸国，然俱不应互相衔接，而全无界划，尤其不应舍二国沿边诸地而筑於失形势之腹部，致无可利用之理。
　　今试就郦氏所引《竹书》而言，梁惠成王十二年，於秦合孝公之初年，正是秦魏相争於河西之际，其地时为魏之西境，故龙贾所筑城云在西边。若今之原武、阳武，时乃魏之东部地（原注：《郡国志》所云长城区域止二县为魏地），《竹书》既著自魏人，则岂能昧於己地之形势而指之为西边？至十五年所筑城，据《太平寰宇记》九所引《竹书》，其原文作“遣将龙贾筑阳池以备秦”，乃系魏事，又何曾是亥谷以南之城？郦氏殆未审《竹书》之文义，故所言与当时之事实及地势俱不合，似不足信。
　　兹即作龙贾所筑城在今河南东部，然此举亦当有其用意。
　　设云为御韩以外诸国，则宜沿故黄河南岸，在今原武、阳武、延津、滑县所有魏此部地而筑一城。若云为御韩，则应筑於今之原武、阳武、中牟、郑县、洧川、长葛、许昌当韩魏交界诸地。兹则俱不然，而仅在原武、阳武，或及於郑县（原注：魏地尽於今县东北部，为其衍邑，杨守敬之《战国疆域图》绘城经此间），筑一曲折约百馀里之城，止占韩魏交界地之一部；尤妙在且与已境以外之城相贯通，试思魏筑此无意识不适用之废物将何所控制；亦可见原武诸县间之长城，必非筑自魏人者。
　　更就韩而论，倘筑城为备魏，便应筑於上所举二国分界诸地。如为备馀国，则应自今原武（原注：县昔为韩魏分有之地，属魏者曰卷，属韩者曰垣雍，即郑之卫雍，约当在县之西南部）以西，沿故黄河南岸，经荥泽、河阴、汜水（原注：三县於最近合并，改名成阜）、巩县，凭险横筑一城，断无舍成皋之要塞不守，而筑城於其南之密县附近，致将已地分隔内外反自阻碍之理。又可见城之西部必非筑自韩人者矣。
　　然则，此城究为谁何所筑耶？考郑地至春秋之未，如今原武之西南部（原注：衡雍），荥泽之西北部（原注：践土），郑及荥阳之北边（原注：祭、制、梧），与河阴汜水（原注：汜、虎牢），前已证得俱入於晋（原注：依地势晋境於此一带，东自今原武之西部，而南及郑县荥阳之北边，则在三县以西以北沿河之荥泽、河阴、汜水，殆己完全非郑有矣）。又《郑世家》声公二十六年“晋知伯伐郑，取九邑”，此固未言所取尽为某地，但此时晋郑地之相接触者，止在上举诸县间，故知伯所取者，似即在诸县附近。更参以《郡国志》所叙长城之区域，其语固欠详尽，然大致既东自原武、阳武，而西迄密县，则从郑县、荥阳北边以北各地，亦自应隶彼范围。其间地当春秋未入晋者，为今原武之北部（原注：汉卷县在今治西北）及阳武、密县（原注：二县地未必尽包於长城以内，说见下）等处，今疑即系知伯所取九邑之地（原注：郑在原武之扈及修泽，殆即於此际失去，因原武县地完全位於长城以北也），而长城亦即筑於兹际；因据长城所在之形势，止与此期间晋郑对峙之局约略相合，倘或出自是後之韩魏，则断不应如此取势矣。至此城之所由筑，非郑防知伯更南向侵略而建设，即为知伯用以防郑者。今依诸县相距之道里推测城之长度，约在四百里内外（原注：自今原武县治至阳武故城约七十里，更折至郑县治约百八十里，再经荥阳而至密县境约百五十里强），以弱小之郑，似难举此伟大之士功。且按城之曲折情形（原注：见下图）察之，亦似城北为取守势者。又晋在此部之地，前接郑境，後背大河，阔处约达百里以外（原注：自河滨至密县界一百零二里），狭处则仅五十里（原注：今阳武县境南北六十里，原武南北五十里，二县昔在故黄河以南，其长度殆不能超过今县里数），势难防守，城仍当是知伯筑以御郑者。
　　兹因上说，足徵《郦注》谓城筑自韩魏，固必误；此外如刘昭《注》、张琦《国策释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杨守敬《战国疆域图》，群目此为魏长城，则尤误。因魏境於此仅至於今郑县东北部之“衍”而止，更西便是韩之“管”，则魏长城乌能筑至彼境。且尚远迄於密？举可谓不思之甚者矣。
　　今既知此城宜为知伯所筑，更按《左传》又知晋侵郑地已至今荥阳郑县之北边，再参以《郡国志》“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之语，城所历诸地，似当自今原武东涉阳武，复南向折而西南经郑县荥阳之北边，又南迄於密县而止，约如下图。

　　杨守敬殆缘不谙韩魏此部地分界之所在，复不识春秋战国之交晋郑疆界之形势，故所绘图谓此长城自原武、阳武而西南直抵郑县南部，复折而西至密县，将荥阳完全置在城北。按荥阳昔日大部为郑之“京邑”，《郑世家》繻公十五年（原注：韩景侯元年，公元前四○八），尚称“郑城京”，可见荥阳决不应尽在城北。杨氏所绘城既与韩魏地势不合，与余所谓晋郑之界线亦不合，故必误。……又长城尽於密县，究以县之某处为终点，今实无证确定。若依地势言，密县治（原注：故城今治东南三十里）至新郑县界五十里，至治所七十里，而郑故都又在新郑治之西北，是去密愈近；密县地昔似不能俱入於晋，今疑只涉及北部而已。
　　按钟论此段长城，其要点有三：一曰斥《郦注》之说不可为据；二曰此段长城必非韩魏所筑；三曰此段长城乃晋知伯筑以防郑者。
　　余意钟论说之第一点，为确不可易之论，而二、三两点，则尚待商榷。其称此段长城非韩魏所筑之主要理由有二：一为长城横跨韩魏两国之地，而非缘边起筑，与彼此防御或防御他国之意不合；一为长城纡曲短促，仅限一隅，而非卫护国家全部疆域之比，亦有乖筑城设防之意。按长城南不达於密之内境，似非跨有韩地，已略详上文。而其中段则行经圃田、百尺之西，管城之东，圃田属魏，管城属韩，实缘韩魏之交界。至於此城起自原武之西北境，东南行作一大弯曲，复折而西南，余疑为特绕韩、垣、雍等地（此点钟亦言及之），亦适居韩魏之界地（此段论说当於後文作详细之说明），所谓跨韩魏两国之地，而非缘边起筑，盖未必然。又古人筑城，固重在设防，亦意在界边，郑去大梁，不逾百里，且其地沟滨湖泽互相交错，境界易於错乱，因而立城为界，亦属可能之事。即退言因防而筑，城之短长钜微，亦随国家之情势而时有不同，安可因其局促不合防卫之意，而即言其必非某国所筑者耶？此当商榷者一。又钟称此段长城为晋知伯所筑之主要理由有三：一曰知伯听取“九邑”，及晋在春秋末年所取郑北部之地，其南界适与《郡国志》所言长城自卷县经阳武到密之文相合。二曰断言此段长城经行郑县、荥阳之北，而非跨郑县之东境而南，如其图所示。三曰以《史记·郑世家》繻公十五年“郑城京”之文，证“京”为知伯所有，因言长城必经荥阳之北，而斥杨守敬所绘魏长城上图有误。按杨守敬所绘魏长城图，系兼采《郡国志》及《郦注》之说，故定此城路线，穿越郑之南部，而达於密。其拘执《郡国志》处，固有可疑，然采《郦注》而成说（杨氏《水经注图》所绘魏之长城，即系根据《郦注》，其《战国疆域图》之魏长城，亦由此绘成），则诚属可取。考此城不经郑县荥阳之北，实有可言者。据《郦注》城经百尺之西，越管水而南，似城傍管水（亦名不家沟水，亦曰郑水）之东而南行。又《郦注》云圃田泽“西限长城”，是泽西有长城，管城居泽之西（《太平寰宇记》卷九郑州管城县条，谓圃田泽在县东三里，《方舆纪要》亦从此说。按乾隆十三年续修《郑州志·与地志》卷二陂泽条称：“圃田泽在州东三十里铺，水草丛聚……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长城，东接官渡”，似泽在管城东三十里，所称三里者或三十里之误），亦似城不经郑县之北。且管城以西以至於京，《郦注》未言有长城遗址，岂特湮没於此，而不湮没百尺、圃田之间乎？至於所谓知伯所取九邑，适介长城之北及晋所取郑北部地之中间，以合知伯筑城防郑之说，则纯属一种推断，如证长城不经荥、郑之北，则此说无由立矣。繻公十五年“郑城京”固为事实，然不能用以证明知伯九邑之地必居其地，而长城亦必经行其地。
　　丁，长城起筑於魏说，总计前人著述，以承认此说者较为普遍，刘昭注《郡国志》、顾亭林《京东考古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张琦《国策释地》、程恩泽《国策地名考》、杨守敬《战国疆域图》，均从此说。《中国长城沿革考》亦言此城筑於魏惠王时，其说云：
　　魏南长城的建筑年代，古籍中没有明白的记载，不敢遽下判断；不过推以事理，亦可想知其梗概。案魏文侯到武侯十一年分晋建国，曾三次伐秦，两次伐齐，一次伐郑，并击宋与中山；分晋之後，又败赵於北蔺，伐楚收鲁阳；东征西讨，真如猛狮扑兔，苍鹰逐雀，国势日强，版图大扩，几至於霸。及到惠王便不成了，即位三年，就为齐败於观津，国势一落千丈。从此以後，虽常出兵侵略韩、趟、宋诸小国，讨点小便宜；但是对於秦、楚、齐等大国，欲终屡战屡败，丧将失地，大有大厦难支之势。所以惠王三十五年，孟轲过魏，惠王对他叹道：“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孟子正义》云：“东败於齐而丧长子者，案《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於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魏遂大兴师，太子申自将攻齐，遂与齐人战，败於马陵是也。……南则常辱於楚。……”试看他这片牢骚话，并这长城的起讫和历程，便可想知这堵长城是用以防齐楚两国的侵略，而在观津之役以後所筑的。不过观津之役，还是魏国第一次外交失败，对於田齐尚未十分畏怯。依国势而论，或者还在十八年桂陵之役（原注：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於桂陵）或三十年马陵之役（《孟子正义》所引）之後，亦未可知。
　　是言此城之筑，乃在防齐楚两国，且在桂陵、马陵战役之後。此段长城之遗址，既不在大梁之东，而反在大梁之西，已见上文，则何得谓为防齐楚？且魏与齐楚之界边，疆土辽阔，亦非逼迫大梁，如筑长城以为防，不当起於大梁西北之卷县，亦不当入於韩国腹地之密县（长城入密，亦见以上引文）。
　　关於此段长城当为何国所筑之问题，诸家所述，大抵若是，兹试略述个人之意见。余意此段长城当为魏人所筑，其用意在於界边，亦在於防守；且草草修筑，非大规模之建修，当不能与其河西之长城等齐观也。
　　何以言当为魏筑？《国策·魏策》一载苏秦说魏王语云：
　　大王之埊，南有鸿沟、陈、汝、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郪，东方淮、颍、沂、黄、煮枣、海盐、无疎，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埊方千里。
　　按《国策》所载苏秦之语，多有误妄，说者谓出自後人之假托，盖为必然。余意此段文字，虽所举地名或错其方位，亦间有不易解者（上举各地，《程考》俱有解释，可参考），然与魏以梁为中心之大势相合。即出诸後人之假托，亦必於魏疆域之情势识其大体，非尽空言虚构，所谓“西有长城之界”者，当非虚妄。说者或谓此长城当为魏河西之长城，其说不类。盖此文所举诸地，均以大梁为中心，如以此城为河西之长城，则与陈、汝、许，鄢、淮、潁、卷、衍等地不相应，一则去梁过远，一则去梁过近，何至悬殊若是。且所言详於东南而疏於西北，魏河东上党之地，尚多失举，何能言及河西？大抵此种论说，当可代表魏失河西後之大概情形，必非惠成初年全盛时之疆域，故谓《国策》所言之长城为魏河西之长城者，其说不确。刘昭注《郡国志》引俗苏之语为证，其意即以卷之长城为魏所筑，盖得其旨矣。
　　复次，此段长城，适在魏界韩之地，亦可为魏筑说之证据。兹欲证明此点，试先於韩魏界边之各地略加说明。
　　一曰韩之垣雍，考垣雍即古衡雍，其名数见《春秋》。至战国其地属於韩，见《国策·魏策》四长平之役章，云：“秦许吾以垣雍”，“臣以垣雍为空割也”，“故以垣雍饵王也”，“王敢责垣雍之割乎”？“王能令韩出垣雍之割乎”？“故曰垣雍空割也”。又见《史记·秦本记》，称昭王“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又见《白起王翦列传》，称：“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又见《魏世家》魏公子无忌语，云：“有郑地，得垣雍，决荥泽水灌大梁，大梁必危。”此垣雍说者谓即春秋时之衡雍，《郡国志》卷县条称：“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昭注》引杜预语云“即是衡雍。”《太平寰宇记》（卷九）原武县条引《郡国县道记》云“即《左传》晋文公败楚师，甲午至衡雍，一名恒雍，今故卷城是也。”余音韩之垣雍，实即春秋时之衡雍，《史记》所以改称垣雍者，或谓形同致误（见王校《水经注》），殆或然欤。垣雍故城见《郦注》，其地在卷县故城之东南，阴沟水左渎之北（可参考杨氏《水经注图》），说者谓即韩垣雍之故城。余考垣雍故城，虽见《郡国志》，而未详其方位。《魏世家集解》引徐广语云：“垣雍城在卷县，卷属魏也。”《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城在郑州原武县西北七里。”《白起王翦列传·正义》云：“《释地名》云：‘卷县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郑州原武县西北七里也。”昭注《郡国志》，又称垣雍为“今县所治城”。《郡国县道记》又称垣雍即汉故卷城地。程氏《国策地名考》垣雍条（卷十四）又称，“案《郡国志》河南郡卷县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京相璠曰：‘河南迳卷县故城东，又南迳衡雍城西’，是衡雍在卷之东南也。
　　今怀庆府原武县西北五里（原注：距故卷城二里）有垣雍城，即衡雍也”。众说纷纭，其方位几不可辨。余意韩之垣雍，其地范围当不仅以一城为限，大抵荥泽而东，卷城东南，管城西北一带地域，为韩垣雍所辖之地。《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称，“晋文公败楚於城濮，还至衡雍，作王官於践土”。王宫故城在荥泽县北四十馀里，城内西北隅有践土台，衡雍当在其东，且去此必不甚远。无忌称秦有郑地，得垣雍，决荥泽灌大梁，似秦不得垣雍，决泽灌梁之术不得进行，亦似垣雍在荥泽之东，或东北之地。《左传》宣十二年六月，晋楚战於邲，称楚师“次于管以待之”，又称“楚师军於邲”，又称“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邲在管东，相近不远，衡雍则在其北，亦相去不甚远。垣雍为韩近魏重要之地，秦得垣雍，大梁必危，是不特所以因韩，亦所以困魏，故秦昭四十八年，韩终献其地以求和。卷城东南圃田东北间长城弯曲处所包括之一段地带，以意推之，韩之垣雍当居其大部。钟凤年先生称垣雍故地，当为今原武西南境之地，其说诚是。至於垣雍故城，前人之说虽极纷杂，然据《郦注》及京相璠之语推之，其地当在故卷城之东南，隶属於韩垣雍之地，所谓故卷城即垣雍故城者，其说似不可信。
　　二曰魏之衍邑，魏有衍邑，又名衍氏，见《史记·魏世家》，云：“（景湣王）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又见秦始皇九年《本纪》，称：“杨端和攻衍氏。”又见《苏秦列传》，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又称：“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又见《春申君列传》春申君说秦昭王语，云：“王休甲息众三年，而後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邱、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衍之故地，《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衍地名，在郑州。”《苏秦列传·正义》亦云：“卷、衍属郑州。”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郑州条称：“衍氏城在州北三十里。”《国策地名考》（卷十一）魏之衍邑条称：“案《魏世家》景湣王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或曰衍即衍氏也。《曹参世家·正义》：‘衍氏，魏邑，在郑州。’《地理通释》衍在郑州，亦曰：‘衍氏今开封府郑州北三十里有衍氏城，与原武县故卷城相近。’”考衍之故地，《地理志》《郡国志》均无记载，《水经注》亦不详其说。《苏秦列传·集解》引徐广语，谓“衍，地名”，而不详所在。似所谓衍在郑州北者，乃出诸隋唐以後人之口，而前人无此说（按《左传》宣十二年六月，晋楚战於邲，称“楚子北次师於（延卩）”，或谓此（延卩）即魏之衍，盖通假也。据《传》文楚师行军路线，首曰“次于（延卩）”，再曰“次于管”，再曰“次于邲”，再曰“次于衡雍”，是（延卩）当在管南，不当在管北。《杜注》：“（延卩），郑北地。”顾栋高《大事年表》郑都邑云：“或云即廩延。”按廩延故城昔隶酸枣，在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与楚行军之势不合。《杜注》言在郑北，系在郑都之北，盖据传文之说。恐後人误解《杜注》，以为在郑州之北，後又称在郑北三十里，似今郑县北实有其地矣）。余意衍之故地虽已失考，然不当言在郑州之北，卷县之西。一则秦初次拔卷，在昭王三十三年，见《秦本纪》、《穰侯列传》，二次拔卷，在始皇二年，见《始皇本纪》，取衍在始皇九年，亦见《始皇本纪》，是拔卷在前，取衍在後。如衍在卷西，卷之东西皆为魏境，而秦人处其间，难免有後顾之忧，当必早为戒备，决不至在始皇九年始拔其地。二则春申君说秦昭王，称奉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邱、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仁、平邱二地，《集解》引徐广语曰：“属陈留。”黄、济阳、婴城三地，《正义》云：“故黄城在曹州考城县东，济阳故城在曹州宛句县西，婴城未详。”蒲、牛、首三地，《索隐》称：“此蒲在卫之长垣蒲乡也；……牛盖牛首，垣即长垣，非河东之垣也。”夫衍与蒲、牛首、垣并举，则当东西互为关联，不当远出卷城之西。且秦并四地，以兵临仁、平邱、黄、济阳，盖以四地为中心，向东、南作二方面之迫胁，如言衍在卷西，与此种兵争之情形不类矣。三则《曹参相国世家》云：“参以中尉围雍丘。王武反於黄，程处反於燕，往击尽破之。柱天侯反於雍氏，又进兵破取衍氏。”
　　《索隐》云：“衍氏为魏邑。”王武、程处、柱天侯先後共反，似三氏互有联络，故参进军依次平服。如言衍在卷西，亦与此种犄角之势不合。由上所述，知魏之衍地固在大河以南，所谓河外之地者是，然不当在卷之西，而当於卷东求之。世之学人，或从前人衍在郑北卷西之说，而谓长城之外复有魏邑，与界边之事不合；又或言长城亦经衍境，似未必然。
　　三曰魏之卷邑，魏有卷城，见《史记·苏秦列传》，已详前文。又见《秦本纪》，称：“（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客卿胡伤，攻魏卷。”又见《穰侯列传》，称：“明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伤，复攻赵、韩、魏，破芒卯於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又见《始皇本纪》二年，称：“麃公将卒攻卷。”秦汉间，因魏卷之故地，别增韩垣雍之地，置卷县。其地北滨大河，为魏河外北边地，魏河内、河东诸邑，赖此与河外衔接。汉之卷县，以理推之，当治魏之卷城，《水经注》有卷县故城（见上文），当即汉卷之故治，亦即魏卷之故城。或谓汉治垣雍，其说不确，盖《郡国志》卷县有垣雝，垣雝为卷县境内之故城，不为县理。《水经注》又别举卷县、垣雍二地（亦见上文），似道元时卷治巳自汉故治他移，然不在垣雍。《释地名》称“卷县所理垣雍城”，昭注《郡国志》称垣雍“今之所治城”（亦见上文），未详所指。唐人称原武西北七里有卷之故城，往往与垣雍相混，以致滑乱不清（可参考前引《魏世家·正义》及《白起王翦列传》之文）。唐时原武治阳池（《太平寰宇记》卷九原武县称：“原武县，汉县，属河南郡。後魏属荥阳郡。东魏改置广武县，又属焉。高齐天保七年，郡县并废。隋开皇十六年，自今县西故广武县移於阳池故城，置原陵县，属郑州，则今理也。唐初改‘陵’为‘武’，以复汉名”），卷之故城当在其西北（可参考《水经注》及《水经注图》），所称七里者其说或是。乾隆十二年《原武志》（卷一）古迹条，称今县西北七里许圈厢城为古卷县。取此说以合唐人之语，似今原武县治仍隋唐之旧，而其西北七里即古卷城。以势推之，战国时卷所辖之地，当自卷故城址北至大河一带之地，而其南则大部属於韩之垣雍。在卷、垣雍街接之间，韩魏之疆域必极错乱复杂，如阳池、卷为魏地，而其间之垣雍则为韩地，相去仅数里地耳。魏筑长城，亦以此段为最错乱，故纡环曲廻不能作直线建筑。卷地北滨大河，故长城北端首起之地当在大河之滨，跨卷而东南行。说者谓卷之长城起於今原武之西北境，审之古代魏疆域之形势，盖不为误。
　　四曰韩之管城与魏之圃田，管城与圃田东西毗连，一属於魏，一属於韩。管为管叔邑，在汉京县之东，属中牟境，则《地理志》及《郡国志》注。管城故地，《括地志》云：“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城也。”《春秋大事年表》（卷七）《郑都邑考》管条云：“在今开封府郑州北二里，即管叔鲜所封国。”其地春秋时属郑，战国时属韩。《国策·魏策》四秦攻韩之管章，“夫解攻者必韩之管也”，“秦果释管而攻魏”，“今攻韩之管”。又魏攻管不下章云：“安陵人缩高其子为管守”，“将使高攻管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又《韩非子·有度篇》称，魏安厘王“攻韩拔管”。是管属韩甚明。圃田泽名，亦名甫田。汉属中牟县境，其地春秋时亦属郑，战国时属梁。《竹书纪年》称：“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为大沟而引圃水。”又《渠水注》（卷二十二）引《纪年》语，称：“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为大沟於北郛，以行圃田之水。”亦似圃田隶於魏境。又《史记·魏世家》无忌谓魏王语云：“异日者秦在河西，晋国去梁千里，……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国策》作国中，泛无所指，似不当），边城尽拔。”《索隐》云：“囿即圃田，圃田郑薮，属魏（《西周策》有梁囿，程著释为圃田，未必是）。是从无忌之语推之，圃田亦隶於魏。徐位山《竹书统笺》（卷十二）称：“《尔雅》郑有圃田，本郑地，而後入于魏”，其解甚是。泽距管城三十里（据《州志》说），魏韩之边适在泽之西。《郦注》称圃田泽西绝长城，则长城适濒於泽，西为韩境，东为魏境，盖以城为界边矣。
　　以上所述为韩魏边地之大概情势，至於圃田而南，魏韩边界，私意当以华阳或华城以北之地为界。《水经》洧水注（卷二十二），有华城、华阳二地，程氏《国策地名考》（卷十四）华条称：“盖华本山名，当其地者为华城，而华阳则在其南欤？”是二地均以华山得名，相去必不远。其地汉属密县，昭注《郡国志》河南尹密县云：“秦破魏华阳，地亦在县。”《秦本纪·集解》引司马彪语亦云：“华阳亭名，在密县。”其後改隶管县，《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语云：“故华城在郑州管城县南三十里。”韩厘王二十三年（魏安厘王四年，於《秦本纪》作昭王三十三年，《年表》作三十四年），赵魏合军攻韩，军华阳，韩急，求救於秦，秦救韩，破魏赵军，走魏将芒卯，进围大梁，事俱见《秦本纪》、《魏世家》、《韩世家》及《国策》等。余意华阳为韩界魏之边城，魏赵合军攻围其地，华阳下则危及都城，故急而求救於秦。秦救韩，击破赵魏之军，故进而围困大梁。自郑至梁，不逾百里（见《魏世家》无忌语郑王语及《魏策》张仪说魏王语），韩攻魏，逾华阳则危及大梁，魏攻韩，逾华阳则危及郑都，是华阳以北之地，当为韩魏之边界。明乎此，则前言卷之长城，南不出今郑县之境，益觉可信。郑南三十里有华城，汉属密，又有梅山，汉亦属密，见《郡国志》，是古密县之境跨今郑县之南部，本无可疑。前谓卷长城到密，即达今郑之南境，而未必及於密之中部，以汉之地理形势言之，《郡国志》所言，与《郦注》所载，当无不合，非必若後人之解释也。
　　总上所述，卷之长城，以战国时之形势论之，北起魏卷滨河之地，中绕韩垣雍之外境，并经韩之管、魏之圃田之间，而南达华阳以北魏之边地。大梁以西之地，春秋时多属於郑，至於战国则多为魏所侵并，以致属域犬牙交错。是以两国界边之古代乡聚小邑，何者属韩，何者属魏，不能尽考，亦无由断定其居於长城之内外。然就大体论之，长城所经韩魏之界边可无疑义。说者或谓魏筑长城，何以仅在大梁以西之边地，而不及大梁西南，即华阳新郑以东魏之边地？此诚难解决之一问题。私意以为魏惠襄而後，魏之边患，重在於秦，而不在韩楚。秦之侵魏，常越两周而东及荥泽以东，亦或自河东以至河内，自卷渡河而侵及大梁（卷北黄河有古津渡，《方舆纪要》卷四十七原武县云：“黄河（古道）在县北二十二里，……春秋时晋楚之战，晋军争济，舟中之指可掬，楚庄祀河告成而还，皆是处也。隋大业十三年，李密攻东都，遗徐世勣自原武济河取黎阳仓”）。似大梁西北边地，所受边患最为迫切。无忌称“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大梁西北所受之迫害亦可由此以见。恐卷长城之筑，当与防秦有深切之关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