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长城概况

　　“长城”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代文献，系指齐、燕等国建于其边界的防御工程而言。汉代人所说的“长城”，则专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修筑的万里长城，至于汉代所修筑的长城，则被统称为“塞”。
　　此后的历史文献中所说的“长城”，皆是泛指前朝及本朝所修的边防工事。另外，我们在阅读古文献时要特别注意，因朝代不同，修筑形式的差异等因素，对长城的称谓不尽一致，诸如列城、方城、亭障、塞、堑洛、界壕、边墙等，实际上均指长城。迄至今日，“长城”一词又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长城是针对中国古代所有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而言，狭义的长城，则特指中国北方防御游牧民族南下的万里长城。
　　“长城”的概念，存在着一个从物质的一元概念向物质与精神的二元概念的转变过程。起初，人们只是把长城看作一道军事防御工程的实体。从南朝刘宋政权时起，“万里长城”已成为了保国卫疆将士的借喻，具有了军事上的象征意义。近代以来，在西方人的眼里，长城成为中国古代军事与战争的化身。1933年爆发的长城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的广为传唱，更使古老的长城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和民族力量传统的象征。
　　对于许多非专业的人士来说，“长城”一词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似乎只是一道连绵不断的高大墙体。实际上，作为一个庞大的国防工程体系，长城是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兵营、卫所、墩台、烽堠、道路、粮秣武库等诸多军事设施和生活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综合功能并与大量长期驻屯军队相配合的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许多人对秦始皇、汉武帝以及明代所修的长城印象极深，有的甚至还产生了只有汉族统治者才修长城的误会。其实，作为中国古代各个政权之间长期军事斗争的产物，不仅许多中原汉族政权修建长城，而且许多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建立了政权以后，为保卫自己的安全，防御外来的侵扰，也曾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例如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金朝都修筑过长城，而且金朝所修筑的长城还相当长，仅次于秦、汉和明长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长城只是东西横旦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一条固定不变的防线，更有人把今天所能看到的明长城误认为是秦长城。其实由于地理气候的变化等原因，有些段落的明长城比秦长城南移了数百里，北京地区境内的明长城就是如此。我国历代修筑的长城，大大小小纵横数十条，短者数百里，长者万余里，其具体方位和走向是互不相同的，并不是一条固定不变的长城线。
　　从公元前7——6世纪的春秋时代开始，直至公元17世纪的明朝末年，长城的修筑持续了两千余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城的修筑表现出了波浪式发展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长城的初建期，就其修筑动机而言，此时的长城可以分为各诸侯国相互防范及秦、赵、燕三国为防范北方游牧民族而建的长城两大类，前者的修筑时期早于后者。秦始皇与汉武帝两位巨人掀起了长城修建史上的前两次高潮，为支持对匈奴的战争，在东起辽东，西至罗布泊的辽阔北疆，出现了两条规模宏大的万里长城。东汉至两晋时期战乱频仍，形成了长城修建史上的间歇期。北朝诸政权又为长城的修建制造了一个高潮，直到有隋一代，还数次修缮旧有的长城。但自唐、五代、宋、辽的数百年间，长城的修建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女真人所建的金朝曾费70年之功，把长城的修造第4次推向高潮。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疆域广大，大漠南北大部归其所有，没有修长城之必要。明朝因为一直面临着北方瓦剌、鞑靼及女真的威胁，所以在其277年的统治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忙于长城的修筑，明代这条中国古史上费时最久的长城，东起鸭绿江畔，西止嘉峪关旁，是横亘在中国北方的第三条万里长城，它以其最为浩大的工程量，最为先进的构筑技术和最为完善的防御体系，把古代长城的修建推至最后的也是最高的潮头。
　　由于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技术水平不同，也由于各个政权所面临的军事形势有所不同，历代递建的长城在构造、建筑方法及形制等方面都互有不同；而由于所处地段地理条件的差异，即便同一时代所修长城的面貌也互有区别。就工程技术的大势而言，北魏以前各朝代所修的长城，以版筑夯土为主，北魏时期出现了砖石结构的长城，明代长城则广泛运用了石砌法、砖砌法、砖石混砌法。不过，就构筑长城的基本原则而言，历朝历代却是共同的。这个共同的基本原则，可以用“因地制宜，据险制塞”八个字来概括。所谓因地制宜，一是指巧妙地根据所在地形条件而构筑工程，二是指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选择合适的材质为建筑材料。所谓据险置塞，主要是指利用地理天险御敌而言。以下的诸条例证，可以对此给予很好的说明。
　　敦煌玉门关附近的西汉长城的最高一段，建在当谷隧以东约300米处，现存墙体系用流沙、散石、红柳或芦苇筑成。这完全是由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这里没有黄土和石材，只出产流沙和小》石子，而附近的沼泽地中则生长有芦苇和红柳，汉人筑城时，便就地取材，以流沙、石子和芦苇等物掺和，层层上铺，一般每层的厚度为20——30厘米不等，整个墙体的高度可达3米多。1而内蒙锡尼乌苏山以西的一段汉长城，均用石块垒砌而成，而从锡尼乌苏向东，有一段是由石片外包而实夯土，再向东行，则全部为土筑而成，这也是因为就地取材所致。2明代仍循前代的作法，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据险制塞”的筑城方法上更加灵活，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在长城建筑工程上达到了高峰。墙体高度亦依地形地势制宜，一般在山岭陡峭之处较低，平坦之地较高。在少石多土之地，多为版筑夯土墙，或者用土坯垒砌，例如辽东长城的部分和嘉峪关附近的长城墙体就是如此。在多石的山区一般利用山脊为墙基，外包砌条石、青砖，内填黄土或者碎石，这样可以节省建筑材料，省工省力。
　　还有用石块垒砌的石垛墙，利用险峻山岭、随山就势人工劈凿的劈山墙，利用大山险阻作为障壁的山险墙等，如辽东山区和燕山山脉的居庸关、八达岭、金山岭、慕田峪等处的长城就是这样。此外，还有用树木、木板等在山崖险处设置的崖榨，在低洼多水、不宜修建墙体之处因地制宜挖成的边壕，在河岸、山谷，利用自然的陡峭山崖，往往稍加修整即成险阻，加之河流、谷溪的天堑，就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这些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长城构筑方法，既减少了工程量，还达到了制险御敌的理想效果。2
　　就长城的形制和防御功能而言，从长城产生之日起，就不单是一堵孤立的城墙，而越到后期越完善、越严密，使长城的整体防御能力不断增强。
　　从遗留在今河北、内蒙等地的战国时期长城遗迹来看，这时的长城沿线已分布有烽燧、城障等设施，情报传递系统和纵深的防御配置就已建立。秦汉时期各种设施进一步完善，除了烽燧和亭障以外，在长城内外还增加屯戍城等，而且向纵深发展，形成网络。据文献记载，结合出土汉简和实地考查可知，烽燧数量多且一直延伸到长城以外很远的地方。屯戍城是屯驻重兵之所，面积一般较大，有数百米见方。长城经过的交通要冲之处，均设立关隘，严密防守。长城的建造者们还在城墙、城堡的外侧有意地设置一些障碍物，如僵落、虎落等。秦朝在河套长城一带，广植榆树，以阻挡骑兵，人称榆关。北齐时期在长城内侧设戍，险要之处置州镇，驻扎军队，形成前沿线状布防。金代长城大部在今内蒙的草原之上，城墙外侧普遍挖有护城河状的堑壕，交通要冲之处还双壕双墙并列，形成外壕、副墙、内壕、主墙几重防线，墙外附筑有马面与烽燧，内侧分布有戍堡或关城。壕墙结合的金长城，增强了前沿的防御能力。马面的增筑，便于保护守城士兵的安全，也有利于射杀攻至城墙下的敌人。
　　明代长城的工程技术、形制和防御功能均达到了我国长城修筑史上的高峰。明长城墙体结构坚固，形制设置灵活多样。作为京畿屏障的北京西北宣府镇长城，因处于蒙古族南下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就筑有内外两道长城，在内长城上置有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组成的“内三关”。形成以外长城掩护内长城，内长城护卫内三关，内三关拱卫京师的纵深防御体系。明长城重要关口的建置和防御设施非常周全，一般都建有方形和多边形的关城，附筑有瓮城，有的还有罗城与护城河，布防十分严谨。此外，在长城沿线还设立障、堡、敌台、了望墩台等设施，构成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防卫体系。明长城把军事重镇、关城、隘口等有机地连结在一起，使其互为犄角，遥相呼应。这样即使某一地失守，也能滞缓敌军行动，迅速集结兵力，重新组织有效的防御。其构思之巧妙，布局之合理，由此可见一斑。
　　历代长城的修筑，都是采用分区、分片、分段包干的办法来完成的。主要是依靠军队和征调民夫。秦朝在蒙恬率领几十万军队击败匈奴之后，遂以部队为主力修筑长城。当然秦始皇还从长城沿线强征了大量民工，后来秦朝政府又在长城沿线设置12个郡，承担维修长城和防守的重任。汉代在修建河西长城时，由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分段负责，然后各郡再依次把任务划给下属县、段，层层分段包干，最后落实到各防守据点的戍率身上。明代亦沿用此法。著名的蓟镇长城就是戚继光带领军民共同修筑的，在八达岭长城发现了一通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石碑，上面详细地记述了修建这段长城的官员分工情况和经过，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