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崔仲方传》记载了开皇五年（585）崔仲方奉命修建长城的概况：（文帝）“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这段记录有两处不妥。其一，将长城的修筑地点称为“朔方、灵武”有欠妥当。隋代的政区改革始于开皇三年（583），隋文帝废除郡一级，将施行了400年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以州统县二级。炀帝大业三年（607）又将州改为郡，所以直到此时州方才改名称郡。如《隋书·地理志》记载：“朔方郡，后魏置夏州，后周置总管府，……大业置朔方郡；灵武郡，后魏置灵州，后周置总管府，……大业初置灵武郡。”据此，崔仲方修建长城是在文帝年间，并无“朔方郡”、“灵武郡”等地名，应改为“夏州”、“灵州”为宜。其二，关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一句也颇令人费解。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省绥德县，东距黄河最为近迩，何来东西之分？学术界内有种观点认为当时的长城东端是由今绥德趋向东北，经儒林（今横山县东）、银城（今神木县南）等县之北，更东方至于黄河岸边，因而可以说“西拒绥州”。这里说的黄河是指秦晋文界之处的黄河。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句话本来有误，应改为“西至黄河，东拒绥州”，因长城西起自今宁夏灵武县北面的黄河东岸，东止于绥州西境。这里的黄河显然是指由西南向东北穿越甘肃、宁夏、内蒙这一段的河道。假如按照第一种观点所说，长城向今绥德东北延伸后到达黄河岸边，则长城东端与绥州的位置关系与其说有东西之分，不如说是南北差异，仍不能说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而改为“西至黄河，东拒绥州”，不但与长城的起止吻合，且灵川与绥州在方位上一西一东，更能恰当地反映“东西”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