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文帝和炀帝都曾修筑长城，炀帝还在太平时节兴修了一批国防工事及其它一系列大型公共工程，企图奄吞周汉成不世之功。然“功业相同仁暴异”，隋炀帝超越时代，做当时人民承受不了的好事，终于以急政、苛政形成系统的暴政。
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万里长城和秦始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千里运河和隋炀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两个皇帝都是因竭尽民力举办大型公共工程而成为历史上的暴君。但许多人尚不知道，隋炀帝也修过长城，秦始皇也挖过运河，隋炀帝不仅修长城，还修筑了一系列国防工事。本文拟就隋代国防工程略陈一二，谈些个人看法。
一
秦灭六国之后，始皇就琢磨着要把王朝传之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当一个术士声称“亡秦者，胡也”时，始皇大惊失色，断然采取了防范措施，于公元前221年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河套地。为了更有效地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下令把从前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修筑起一条西起陇西郡的临洮，东至辽东，长达万里的城防，从此，万里长城便巍然雄峙在祖国大地上了。
修筑万里长城役使了百万民众，秦朝时非但没有起到防御胡骑的作用，反而引发了国内农民起义，使秦二世而亡，民间也流传着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唐代诗人胡曾《长城》诗云：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1
万里长城国防工程固然伟大，但不顾人民死活的急政、暴政可谓是自毁长城。然而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看，长城的修筑的确是起到了保障北方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有利于发展华北农业区域的生产。在古代主要以弓箭、刀斧、戈矛等武器进行战争之时，城墙、关隘、长堑、壕沟对于防御、守备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一旦敌人来攻，就可以居高临下，据城固守。特别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非常骠悍，如果没有坚固的防御工具，则中原王朝就随时有被他们攻入的危险。
因此，从秦朝一直到明朝末年，在大约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万里长城曾多次被修缮和增筑，各个朝代都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汉武帝就把长城向西延长了2000多里，达于敦煌以西的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东汉王朝又在长城外围修筑烽堠、亭障，构成坚固的防御工程体系，用以防御匈奴、鲜卑等马上民族。到北朝时，游牧的鲜卑拓跋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为防御大漠中的柔然骑兵的威胁，也不断修筑长城。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车骑将军源怀出巡北边，提出对付柔然最好的办法莫如城廓，并实地考察，筑城置戍，宣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北魏长城自赤城（今河北境）西至五原（内蒙古乌拉特旗），经张北及内蒙古武川、固阳以北至阴山，长达2000余里，北魏还在长城以北塞外沿线要地设立了6个军事重镇。以后北齐、北周为防突厥，也都多次修缮过长城。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年）为修长城一次就动员了民夫180万人。北齐长城自西河总秦戍（今山西临汾西北）起，经北夏口（今南口），东达于渤海（今山海关），全长3000里，每隔10里置一戍，又在险要处设立州、镇25所，并筑重城。北齐长城自山西汾阳崞县、居庸与今内长城相吻合。隋朝建立后，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突厥、契丹、吐谷浑的扰掠，也多次修筑长城。
看来，修筑长城是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相沿不变的国防工程。隋朝修筑长城总凡7次，其中隋文帝时修筑了5次。
第一次是开皇元年（581年）4月，隋文帝“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2所修地段是今山西北部。这年12月，北齐遗族高宝宁勾结突厥，与沙钵略可汗合军，攻陷隋临渝镇，隋文帝命周摇为营州总管六州五十镇诸军事，敕“缘边修堡鄣，峻长城以备之”。3这是第二次。临渝即今山海关，所修乃河北东段原魏齐长城。
第三次是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令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西距河，东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4朔方在今陕西横山县，灵武在今甘肃黄河东岸，绥州即今绥德，这是一道西起宁夏川，东至黄河边，横跨黄土高原的长城。
第四次是开皇六年（586年）二月，隋文帝令崔仲方“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4《资治通鉴》则记“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5
开皇七年（587年）二月，隋文帝又“发丁男十余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2他是第五次。
从开皇元年到开皇七年，隋文帝五次修长城都集中在隋灭陈之前，其中由灵武至绥德穿越黄土高原的这段长城几次征发了十几万人，除此以外，工程量都不是很大，一般都是一旬或二旬而罢，未超过一个月。文帝修长城是因为当时突厥屡屡侵扰隋北部边疆，但突厥崩离，北塞和靖后，文帝就没有再下令修长城。
二
十几年过去了，隋炀帝继位，北塞东突厥启民可汗已成为隋朝附庸，稽颡称臣，甚至上表请袭华夏衣冠，称炀帝为“圣人可汗”。虽北塞和靖，但隋炀帝还是两次大规模修缮长城。
大业三年（607年）7月，隋炀帝“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6这道长城西起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黄河以南，东至今山西境内的苍头河。苍头河源出今山西平鲁县，在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南，今山西左云县西，长200多公里，横跨隋定襄郡（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据《隋书·地理志》：“定襄郡大利县有阴山，有紫河”。这是一道新筑的长城，目的自然是防御突厥。担任长城修筑总监的是阎毗7，此役征发民役百余万，用十来天时间筑长城200多里，可谓是兴师动众的急役，结果“死者十五六”，即一半还多。虽然这是明显的夸张说法，但死了不少人恐怕是事实。
大业四年（608年）7月辛巳，隋炀帝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6《资治通鉴》卷181胡三省注云：“北榆谷当在榆林西”。具体方位则无法确定。
近人王国良依据《水经注》“河水迳西郡南，又东迳允川西，历大小榆谷北”及《读史方舆记要·陕西西宁镇榆谷注》所云“榆谷在卫西，西宁镇亦设西宁王”，而断定这段长城在今青海省境内，8是防御壮谷浑的。此乃一家之说，但无其它史料佐证，可能性不大。
这年隋炀帝使裴矩说铁勒大破吐谷浑，可汗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东西4千里，南北2千里皆为隋有，炀帝置州、县、镇、戍，徙天下轻罪徒居之。若按王国良的说法，隋朝在吐谷浑降服，其地已置州县时，于今青海西宁市沿西川河筑一道长城，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实际作用。我们认为大业四年（608年）修筑的长城可能还是大业三年（607年）所筑的榆林郡那道长城。
这年8月，隋炀帝还亲祠桓岳，在河东、河北一带巡幸。
据《隋书·五行志上》：“大业四年（608年），燕、代缘边诸郡旱。时发卒百余万筑长城，帝亲巡塞表，百姓失业，道殣相望。”这里所说的可能就是大业三年和四年两次修筑长城。缘边诸郡遭到大旱灾，隋炀帝为构筑长久的国防体系竟不顾人民死活，征发百余万民夫忍着饥饿筑长城，结果造成“百姓失业，道殣相望”，一片凄惨景象。炀帝主观上虽然胸怀壮志，干的是一番伟大事业，客观上却走向了反面。
但隋炀帝自己却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过错，他意气风发，亲至边塞，诗兴大发，随即写了一首古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秉武节，千里捲戎旗；山川亘出没，原野穷超忽。摐金止行阵，鸣鼓与士卒；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饮至告言旋，功德清庙前。9”这首诗大概写于大业四年（608年）七八月间，史载：三月“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山塞巡长城”。6到七月辛巳诏修榆谷以东长城，隋炀帝在北部边塞盘亘达半年之久。这首诗气势豪迈，如开怀痛饮，豪情壮志，不吐不快，是一气呵成的上乘之作。隋炀帝写诗“示从征群臣”，认为长城乃“先圣之所营”，是“安亿兆生民”的万世策。有了这坚固的国防工事，历代帝王才得以“高枕于上京”。炀帝显然不是只看眼前利益，而且考虑长远的国家利益。于是在太平时日不惜血本，不顾代价，加紧赶造。在炀帝看来，这既然是一件神圣、伟大、光荣的事业，利国利民，造福后代，当然就要将其干好干快。
隋长城西起宁夏，向东沿着陕西北部，经过榆林，到黄河西岸，再由偏关向东，分内外两支：外长城利用北魏所筑长城，经紫河、今张家口、独石口、古北口、马兰峪，直到临榆关（今山海关）。内长城利用北齐所筑长城，自偏关向东南，经汾阳、崞县、紫荆关、居庸关，与外长城复合。隋长城虽沿袭北魏、北齐长城，但也新筑了河南和阴山一带的长城。唐朝国力强盛，只是后期才感到边患严重，所筑长城只是沿袭隋长城而已。但隋长城在唐朝时却是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隋炀帝即位后，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又大兴工役，在北方广大区域修筑了一系列国防工事，用以拱卫东都洛阳，保卫国家安全。
早在仁寿四年（604年）11月，丙申，炀帝即下诏“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6这是隋炀帝即位后兴建的第一项大工程，不久，炀帝即下诏大规模征发民夫营造东都。
所谓堑，即阻断交通的长沟。这条沟从黄河东岸的龙门往东连绵数千里，横跨今山西、河北、山东数省，地域相当广袤。在东都洛阳以北200里开外修筑一道长壕横断华北平原，并在沿线各地设置关防，即岗哨，用以拱卫东都。这一国防工事的工程相当浩大，役丁当不下50万人，其作用在于隔阻骑兵，可能是鉴于前不久发生的汉王杨谅以河东山西为中心的反叛，也可能是想用以对付北疆游牧民的铁骑，保卫东都洛阳的安全，此举亦可以看作是营造东都的配套工程。
但长堑的作用有限，隋炀帝又大兴工役修筑长城，大业三年（607年），“巡省赵、魏”，行旅中炀帝仍念念不忘国家安全，五月戊午诏“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6在太行山横截开凿出一条驰道，从河北达于并州太原府，既便于隋炀帝巡行车马通过，也便于战时调兵。此可谓在掘长堑之后，隋炀帝下令修筑的第二项国防工程。据《隋书·地理志》，黄河以北预此役者估计有恒山、赵、信都、武安、博陵、魏、汲、襄国、雁门、武阳、河间、平原、清河、离石等十几郡，当时各郡各计有190余万户，若平均每两户抽一丁，此役共役丁100万人左右，大约费时3个月。
为了改善洛阳与长安之间崤山、函谷之间“峻阜绝涧，车不可方轨”的陆上交通，隋炀帝下令“废三崤旧道，令开梦栅道”。10大业三年（607年）北巡时，隋炀帝曾令“开直道九十里”11，从太行到河内（今河南沁阳），以改善洛阳与太原之间的陆上交通。加上以洛阳为中心开凿的南北大运河，使东都洛阳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成为全国交通枢纽，真正的“天下之中”。
隋炀帝的总体思想是搞网状分布的交通线。在适应开凿运河的东南地区开运河，在不宜开河的西北地区则开驰道，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交通四通八达，畅通无阻，以适应国家大一统的形势。为拱卫东都，确保中原的和平安宁，在北方设两道防线，长城是第一道防线，驰道用以快速调兵，长堑是第二道防线。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切大工程都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同步进行的，可以认为是统一规划中的统一举措，是经过通盘构思的系统工程。
三
隋炀帝即位之初，就以其非凡气度、惊人的魄力，征发数百万男女，大干快上，兴办了好几件前人不敢放手大干的工程。像营建东都、开凿南北大运河、置粮仓、掘长堑、置关防、开驰道、筑长城等，几乎每一件事都有其正当理由，几项大工程也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
隋炀帝干了许多大好事，然而千百年来却是一片叫骂声。如今有许多有识之士奋起为炀帝翻案。的确，只要比较一下隋炀帝及与隋炀帝同处一个时代的其他君主，如北齐后主高纬、北周天元宇文贇，陈后主陈叔宝，是鹰是鸡就一目了然。隋炀帝区别于历史上诸多昏君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他不是一个只顾个人享乐而无所作为的君主，他想干好事，干大事，成圣王之业，想大有作为。只不过是干好事的心太大，结果走向了反面，成为亡国之君。旧小说有诗云：禹王治水争言利，炀帝修城尽道荒。功业相同仁暴异，须知别自有商量12。
隋炀帝即位后，“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13想成为大禹、秦皇、汉武一样的圣王。有学者认为，隋炀帝是一位“同秦始皇、汉武帝一样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生“作了不少有利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事业，对促进历史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的“一系列国事活动，无不具有建设和发展统一国家的历史内容，是个有重大历史贡献的杰出人物”。14
隋炀帝志向非凡，历史上像他这样雄心勃勃想干大事业的皇帝实在不多，他决不是一个昏君，而是一个卓越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大业”年号意味着辉煌繁盛。炀帝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是，如何完成其大业，把大事干好，流芳千古，成不世之功，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历史没有玩笑可开，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功业相同仁暴异”，事情可能走向反面。
虽然皇帝权大无边，可以随时征发百万民夫从役，但也不能心想事成。所以，一个有责任心的最高统治者在办大事之前，就不能不考虑成就大事的主客观条件，考虑从役的劳动人民是否承受得起。我们知道，封建专制国家的基础是一家一户从事个体生产的小农，而“对小农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来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15在生产力极其低下，没有大型机械的古代，要开凿千里运河，修筑万里长城谈何容易，全靠劳动者一双手，一锹一锹地铲，一石一石地搬。封建政权只有依靠行政力量征集大量役夫，搞人海战术，才可能兴办大型工程，这势必致使“耕稼失时”，民众破产。因此，兴办大型工程理应慎重，皇帝必须首先考虑子民能否承受，要考虑子民的生存状态。大型公共工程不是不能办，但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就是子民的承受能力，如果不计成本，滥用民力，驱民于水火，役黔首于死地，无视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就必然产生暴政。
隋炀帝不顾人民死活，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大业初年连续下令掘长堑，营东都，开驰道，凿运河，筑长城，每项工程都役使男女数以百万。而且“此役绵绵无绝期”，一项工役尚未完成，新的工役又起。百役繁兴，六军不息，竭尽国力，大兴土木，唯其权力意志是用，根本不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视亿兆如草芥”。16因“土木之功不息”，炀帝时的民役苛重不仅远远超过文帝之时，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了是罕见的。明代学者李贽辑录史料，述隋炀帝劳民丧财之事甚详。17胡如雷先生对隋炀帝即位起至大业八年（612年）22项力役进行统计，共征用人力约3012万余人，18时隋全国人口4600万，几乎是全民就役。由于劳役不息，人民不堪重负，当时人称“天下死于役”。19
虽然隋炀帝兴办的国防工程高瞻远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其它工程如营东都、开运河都可谓是大好事，顺应了时代潮流。但如果将这些大好事相加，人们就不难发现，其劳役总量惊人，大大超出了当时劳动人民能够承受的限度，跨越了时代潮流。以前人们把逆时代潮流而动者视为反动，认为顺应历史潮流干得越多越好，看不到跨越时代追求不世之功的危害，这正是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流毒。干过了头会翻车，隋炀帝以急政、苛政，终于形成系统的暴政。大业三年（607年），礼部尚书宇文弼就私谓高颎曰：“长城之役，幸非急务。”20宇文弼并不是否认长城的国防价值，但当时北塞和靖，天又大旱，修长城在当时并非急务，许多大役也可留待来年甚至留给子孙后代去完成，但隋炀帝不但听不进，反而将宇文弼、高颎问斩。
后来唐太宗提起此事，也深有感触地说：“隋炀帝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筑长城以避胡，卒何所益？”唐太宗认为，大兴土木，修筑长城得不偿失，对北方游牧胡骑应怀之以德，畏之以威，采用怀柔政策可自亨太平。此话及前引胡曾《长城》诗所云，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历史事实证明：骠悍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居民的侵扰并不是晓以仁义道德所能阻竭的。国防工事还是有必要修筑的。隋唐以后，万里长城还在继续修。明代把长城西端由隋朝时的宁夏延长到嘉峪关。从明初起经过100多年时间，才完成万里长城的全部工程。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城即明长城，其中东部相当长一段沿用了隋长城。
隋炀帝暴就暴在不恤民力，虐用其民。炀帝修长城两次，比其父文帝5次为少，但役使的民夫却大大超过了文帝时期。炀帝在太平之时举百万之众，筑长城“一旬而罢”，既严又急，结果“死者十五六”。大业四年（608年）9月辛巳，隋炀帝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6但并不能补救劳役者的苦难。修长城就修长城，为什么要“一旬而罢”？为什么要挑大旱之年？既然修长城保边疆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为什么不从长计议，慢慢修，好好修，而要百万人众一哄而上，用人海战术抢修赶工，搞得民众家破人亡呢？“城上一抔土，手中千万杵”。在重山峻岭间修筑长城，其劳动的艰辛可想而知。隋炀帝把自己的伟大功业建立在千百万人的白骨之上，而“帝王若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21不顾人民死活的“大业”，象沙崩一样容易轰然而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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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全唐诗》卷647。
2.《隋书》卷1《高祖纪上》。
3.《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
4.《隋书》卷60《崔仲方传》。
5.《资治通鉴》卷179陈长城公至德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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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隋书》卷68《阎毗传》。
8.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第4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9.《乐府诗集》卷38。
10.杜宝：《大业杂记》。
11.《资治通鉴》卷180，隋大业三年八月。
12.《隋炀帝艳史》第14回。
13.《隋书》卷4《炀帝纪下》。
14.参见万绳楠：《论隋炀帝》[J]，《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
15.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6.《隋书》卷71《史臣曰》。
17.《藏书》卷7《世纪·隋炀帝杨广》。
18.胡雷同：《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A]，《文史》第11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19.《隋书》卷24《食货志》。
20.《隋书》卷56《宇文弼传》。
21.胡曾弼《阿房宫》诗[a]《全唐诗》卷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