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两相对立局面的形成及其有关长城的作用
长城是有关军事的设施。这是说建筑长城是用以防御敌对势力的进攻的。长城的建筑正可以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两相对立的局面，因而其中的一方有了建筑长城的必要。在悠久的历史时期，对立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次，其间因时因地而互有差异。就西北地区而言，作为引起建筑长城的因素就曾经有过东西对立的局面，也有过南北对立的局面。东西对立的局面只有战国时期秦魏两国的争夺，秦汉和隋时以及明代就都是南北对立的局面。至于战国赵国的北长城，北魏赤城五原间的长城，还有金源的界壕，亦皆各自形成其相互对立的局面，虽皆仅伸延其一部分至西北地区，当也一并论及。
一 渭洛两河下游秦魏两国的对立和隔着洛河的争执
战国时期秦魏两国在渭洛两河下游的对立局面的渊源甚早，春秋时期秦晋之间已肇其端倪。两国争夺的地区在洛河下游和黄河之间的所谓河西地以及华山之下至于渭河之间。春秋初期晋国已取得华山之下至于渭河之间的土地1。春秋中叶，晋国更取得位于今陕西省韩城市南的少梁2。这样的发展直到战国初期还仍在继续之中。
魏国的强大，始自文侯时。文侯以前，晋国已经取得少梁。少梁在今陕西韩城市南，当时应为黄河的重要渡口。文侯即位不久，就进而为少梁筑城，显示开始向河西的扩展。接着又围攻繁庞，驱逐当地的秦人。繁庞就在今韩城市旁，近在少梁之北，此后更取得秦国的临晋和元里，并为之筑城。临晋在今陕西大荔县，元里在今陕西澄城县南，临晋更近于洛河。后来还再西向攻秦，直攻到郑县。
郑在今陕西华县，不仅在洛河之南，更在渭河之南。这次战争虽未取得郑县，却在洛阴和郃阳筑城。洛阴在今大荔县西洛河之南，郃阳则在今合阳县东南黄河岸边3。这样的形势，不仅巩固了魏国在河西的地位，也威胁秦国洛河以西的疆土。后来秦孝公变法之际还为此颁布过一条命令说：“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4。其间争夺的激烈，即此可以略见一斑。
这篇令中提到了简公。简公就是“堑洛”长城的建筑者。当时建筑长城显示出魏国西进力量的强大，秦国已难于抵挡得住。河西已经丧失，洛河如果再守不住，问题就愈益严重。如前所说，“堑洛”长城固然是筑在洛河近傍，今蒲城县东发现的长城遗址就在洛河右岸。不过洛河左岸还有一些遗迹，就在大荔县最为西南的洛河弯曲处。这显示着洛河以东的土地已经先后失掉，仅仅剩下这一小块，犹能包括在长城之内。
华山之下直至其北的渭河间的土地，同样也引起互相的争执。
前面说过，秦国在这里也建筑过长城。因为郑县之东就是魏国的土地，魏文侯也曾由这里进攻过秦国。实际上这里也在当时东西局面之中。秦国防备魏国，不能不从事长城的建筑。简公筑长城时只是说过“堑洛”，仿佛与渭河无关。不过这里的长城确是秦国所建筑的。简公以后不久就是孝公，其时秦国的国力转强，用不着再建筑长城。这两处长城在当时都能取得一定的效果，因为魏国始终没有渡过洛河，而且也没有夺取过郑县。
秦魏两国形势，到秦孝公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一方面，秦国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另一方面，魏国的都城由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魏国的迁都本是要向东发展，可是离河西远了，就难免照顾不及。在几次战争中又接连失败，国力也就顿形衰弱。为了防御秦国的向东发展，也只好建筑长城。由于两国争执的焦点在洛河，所以魏国的西长城也傍着洛河建筑。这条西长城自郑滨洛，就是这样的意思。滨洛固然必要，由郑县附近始筑，也有一定的意义。郑县为秦国向东发展的必经之路。滨洛的长城固然可保住河西，长城筑在郑的附近，就足以阻挡秦国向东发展。
秦魏两国相持，直到秦惠文王六年（公元前332年），魏纳阴晋于秦5，才根本扭转局面。阴晋在今陕西省华阴县，正位于魏西长城的背后。这是说魏西长城的南段已经失去了作用。过了一年，到秦惠文王八年（公元前330年），魏国又纳河西地，接着在惠文王十年，魏国又纳上郡15县，十一年，秦国改少梁的名称为夏阳6。
这一系列事故，都说明了整个魏西长城的作用都已完全丧失罄尽了。
二 战国时期秦国有关南北对立局面的两条长城的演变
战国时期，秦国还建筑了上郡塞和蜿蜒于陇西、北地、上郡三郡边境的长城。前者是惠文王时建筑的，后者筑于昭襄王时。这两条长城都是当时南北对立局面的标志。
秦惠文王筑上郡塞之前，秦魏两国间曾经发生过雕阴之战。雕阴之战的起因可能是魏国设想在这里进攻秦国，可以减轻秦国对于魏西长城的压力。因为由雕阴南下可以直趋秦国向魏西长城攻击力量的背后，魏国在其西北的疆土并不十分广阔，隔着黄龙山，它固然可以和秦国东西对立。黄龙山上却没有东西往来的道路。因而在雕阴之战前，魏国的出兵还须取道于赵国的定阳。雕阴之战后，魏国损兵折将，完全失败，接着就纳河西地，又纳上郡15县，秦军还渡过黄河，夺取汾阴和皮氏（今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和河津县），魏国已经无力与秦国争衡7。秦惠文王筑上郡塞就在魏纳河西地和上郡15县的同一年，这充分说明了上郡塞的建筑并不是为了防御魏国。也说明了秦上郡和魏上郡并非一地，秦国也并不是夺取了魏国的上郡，才有它自己的上郡。因为如上所说，建筑上郡塞的地方早就是秦国的土地。秦国在这一年中收受了魏国的上郡，不会又立即把自己的土地也改并到魏国所纳的上郡里面。
就在魏国向西扩展之时，赵国也扩展到黄河西岸。赵国在黄河之东，本已拥在蔺和离石等地8。如前所说，赵国在黄河之西又据有定阳，定阳在今陕西省宜川县西北，而蔺则在今山西省柳林县，离石更在蔺之东，今仍为山西省离石县。蔺、离石和定阳虽隔着一条黄河，相距却并非很近。赵国当时向黄河以西发展，殆只有蔺和离石这一条道路。赵国当时正是由这条道路向西发展的。赵国有平都君，以其封地在平都为名。平都在黄河之西，估计应在蔺和离石之西不远处9。当是赵国由蔺和离石越过黄河，取得平都，然后又向南开拓，再取得定阳。赵国向这里发展，显然是要由黄龙山和子午岭间的洛河河谷向南威胁秦国。其实到后来，秦国也曾由这条道路进攻过赵国10。
雕阴之战，秦国取得了胜利，也显示出上郡塞的建筑不可延缓。赵国虽未尝由蔺、离石出兵，但赵国还没有放弃和秦国一争高下的打算。赵武灵王在其北陲开拓土地，取得云中、九原。云中、九原正在秦国的北面，这显然是对秦国新的威胁。赵武灵王还曾作为使者，亲自从云中、九原直南达到秦国都城所在的咸阳，为赵军南下进攻作先期的准备11。由这一路去咸阳，必然要经过上郡塞，赵武灵王的设想初未实现，也许与上郡塞的设置有些连带关系。
自从秦国始筑上郡塞之后，到了秦昭襄王三年（公元前304年），移上郡治所于肤施之时12，上郡塞外并未发现匈奴的骚扰，可知这时南北对立局面的两方，是秦国和赵国，和匈奴没有什么关系。
匈奴作为南北对立局面的一方，是在秦昭襄王建筑陇西、北地、上郡三郡沿边长城的时期。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匈奴传》中已经作了确切的说明。这条长城的修筑是在秦拔义渠二十五城和诈杀义渠戎王于甘泉之后。秦拔义渠二十五城是在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13。而诈杀义渠戎王，未见具体记载的年月，与此事有关的宣太后薨于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14。则建筑这条长城，至迟不应晚到这一年。义渠的所在地，据《据地志》的解释，乃在唐时的宁州和庆州，也就是秦时的北地郡15。唐时宁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宁县，庆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庆阳县。这条长城就由今庆阳之北向今陕西省境内伸延。当时上郡治所，如前所说，已经迁徙到今榆林县南，这条长城也就由今榆林县北向东北伸延。这条长城还有一支曲折伸延到肤施县西，显示出对于上郡治所的掩护16，也说明了上郡治所之北就是匈奴游牧的场所。具体说来，当时上郡之北还应是林胡的土地，而林胡则是匈奴的一个支派。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版图扩大，另筑新的长城，这条长城因而也就失去其原来的作用。可是到了西汉初年，由于匈奴势力又复强大，南侵到了故河南塞。所谓故河南塞，就是秦昭襄王时所筑的长城。汉初人说到故河南塞，就不免涉及朝那、肤施17。肤施为上郡治所，已见前文。朝那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为什么对这个地方多所注意？一来是两地之间的长城大部分建筑在横山山脉之上。这两地恰在横山山脉的东西两端，山下平川自较山上易可受到匈奴的进攻；再则是这两个地方控制着经过长城的两条军事通道南下的要津。横山山脉横亘于今陕西省的北部，是阴山山脉以南横亘东西的大山，也是作为王朝都城的关中的屏障，足以阻遏匈奴南下的侵扰。长城建筑在横山之上，当更能增加其屏障的作用。可是横山山脉两侧的两条通道，却难保不为匈奴所利用，由之南下直入关中。战国时期，史籍简略，不易稽考。西汉初年就曾不止一次地见于记载。文帝时就有过两次严重的侵扰。一次在文帝的三年（公元前177年）。这时匈奴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汉朝因而就派遣当时的丞相灌婴到高奴去堵截征讨18。高奴在今延安市，位于上郡的后方。过了几年，到文帝的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又由朝那南侵，入萧关（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遂至彭阳（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南）。候骑竟然达到雍和甘泉。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已近于都城长安。甘泉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为当时王朝决定大政方针的所在。这样严重的情况，遂使汉朝不能不调遣军队，驻到都城周围，以作防备。稍后匈奴再入上郡，因而又在都城附近屯驻重兵19。
以这两条长城相较量，上郡塞自然是相当短促了。如前所说，建筑上郡塞时，在这里只是秦赵两国南北的对立，中间插入了魏国。直到雕阴战后，秦国疆土向北扩展，对立的情况才有明显的转变。西北方面本以义渠戎为最强大，可是后来义渠还是为秦国所灭。自上郡治所北移，义渠灭亡之后，秦国和匈奴有了更多的接触，因而就不能不在上郡塞北再筑一条新的长城。新长城筑成后，不要说秦国的当时，就在汉初也得到很大的好处。如果没有这条长城，匈奴的骑兵由肤施之北向南进攻，一日一夜就可达到长安城下，这样的严重形势是自来所少有的21。
三 秦汉两代横亘于北陲的长城和当时南北对立局面的关系
秦汉两代皆曾于其北陲建筑长城。秦祚短促，汉朝承其旧基。
所筑的长城乃是为了防御匈奴南下牧马。匈奴如果南下牧马，都城长安也难得安宁。
秦长城由临洮至于辽东，中间循着阴山山脉东行。虽说是防御匈奴，其西部临洮至黄河西侧今乌鞘岭下一段之西，却是氐羌游牧的场所，其东部造阳（今河北省独石口附近）至辽东一段之北，又是东胡出没的地区。作为防御匈奴南下牧马的长城，其实只是阴山山脉及其附近东西的一些段落。汉循秦规而稍有改变的仅是令居以西的部分，令居以东概因秦旧，而少有增损。其时的氐羌群处于祁连山之南，和令居以西的无涉。这是说汉时防匈奴的地区远较秦时为广大。虽然地区有所扩展，其重点所在仍是阴山山脉及其附近东西的一部分。
秦汉时建筑在阴山山脉上的长城，和战国时秦昭襄王建筑于陇西、北地、上郡边地的长城迥然不同，特别是和汉时人所说的朝那、肤施间的故河南塞一段更是大相悬殊。故河南塞如前所说，乃是建筑在今横山山脉之上。今横山山脉和阴山山脉相距达几千里，这显示着秦汉时的疆界较之战国时的秦国大有扩展。还应该指出，今横山山脉之南，当时还是一个富有马、牛、羊、旃、裘、筋角的地区22。经过当时的移民实边，成为半农半牧地区。今横山山脉和阴山山脉之间也是一个可农可牧地区。从事农耕的民族据有其地，自是有利于防守，至少戍边军士的粮饷可以就地生产一部分，借以减少由内地的运输。秦始皇最初取得河南地时，虽已经实行徙民实边的策略，由于还是创始，边庭的军糈仍须取之于内地，最远竟然征发到东海之滨的黄、腄（今山东省黄县和福山县）、琅邪（治所在今山东省胶南县南）负海之郡23，使其国力不胜负荷。
汉时重新取得这里的土地，继续徙民实边，边地人口不断增多，力量当然较前雄厚。同样的守边，阴山山脉的高耸绵广，远较今横山山脉有利。至于阴山山脉以北，那就完全是游牧地区，从事农耕的民族是不易久居其地的。反过来说，如果匈奴占据阴山山脉以南的河南地，这个肥沃的地区既有利于牧牛放马，匈奴就可以借之调整其实力，待到秋高马肥时，长驱向南，肆行侵扰。应该指出，阴山山脉上的长城和故河南塞有一点是相仿佛的，就是都位于当时的都城咸阳和长安的正北方。匈奴若由这里向南进攻，路途较为捷近，威胁就更为巨大。秦时历年短促，匈奴被逐出河南地后，一时尚无力再振干戈。西汉前期则不然，自秦末失去了河南地，只好防守故河南塞。匈奴一再冲破故河南塞，不断向南骚扰，汉朝王室就不免为之旰食。为了减少长安所受的威胁，汉朝就不能不追踪秦始皇，扩展其版图使之早日越过河南地，达到阴山山脉之上。直至卫青北征，收复了河南地，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汉室才稍放下心来。汉武帝为此颁布了诏书，说是匈奴“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严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其喜悦的心情，可以说直透纸背。由于五原、朔方两郡正当都城长安之北，虽然修筑了长城，匈奴还是想伺机由这里南侵的。就在修筑长城之后，匈奴还曾先后骚扰五原四次，分别在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征和二年和三年（公元前91年和90年），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6年），也曾侵犯过朔方郡，却都未能深入，只是杀害沿边一些居民，显得长城在这里已有了很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时所筑的令居以西的长城，是秦汉两代最大的差异处。
秦始皇时蒙恬北征，全力倾注在阴山及河南地，初未一涉及到河西一隅。武帝时，浑邪王降附，这里才列入版图。匈奴却未忘情于其故土，而停止其侵扰。如果匈奴在这里得逞，它一可以截断汉人经营西域的道路，二可以和其南的氐羌相勾结，使西陲为之不安。
汉已取得河西地，就不能不在这里赓续秦始皇的业绩，使长城再向西北伸延。虽有这样的设置，似还不能完全杜绝匈奴的诡计。这是因为合黎山和焉支山下本来就有些富于水草的通谷，匈奴是可以乘间逾越的。后来，赵充国经营湟中（今青海省湟水流域）时，就曾一再以此为言24，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点后文还将再作评论。
这里还可以顺便论述汉时建筑外城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效果。外城的建筑是为了适应汉和匈奴之间的变化。汉初，匈奴左方诸王将居东方，直上谷（治所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由于汉朝的强大，卫青、霍去病等不断征讨，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后来匈奴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县）、敦煌郡。这是匈奴儿单于初即位时事。儿单于即位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25。匈奴国力既西移，两年后汉朝始筑光禄塞。光禄塞筑成后，五原、朔方还是不断受到匈奴的侵扰，不过究竟是比以前少了，至于张掖、酒泉所受的侵扰就更为稀少了。
侯应在论边事时，还曾经说过：“前已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是什么时候罢去的，侯应自己也未作说明，也许是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降附以后的事。呼韩邪单于的降附，北陲边塞顿告静谧，边备可能就会稍事放松。
四 东汉时南北对立局面的变化及部分长城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秦汉时对于长城的建筑和防守是很费力量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却也未能完全阻遏住匈奴的断续进扰，就在卫青、霍去病先后北征时还是如此。直到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的降附，才大体安定下来。东汉时，南北匈奴自相争执，南匈奴单于降汉，入居于西河郡美稷（西河郡治所本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南，后移至今山西省离石县，美稷在今准格尔旗西北），其部下侯王也相随内徙，分别居处在北地（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北）、五原（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定襄（治所在今山西省左云县西）、雁门（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代郡（治所在今山西省阳高县）26。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沿边八郡。这些匈奴人的迁入，据说是为郡县耳目，帮助防御北匈奴。这是说南北对立的局面有了新的变化。入居塞内的南匈奴虽说是帮助汉朝防御北匈奴，却也并不是说永远没有是非。就是偶有一些不协调之处，由于是在塞内发生的，长城就显得没有什么作用了。能够使长城依然发挥作用的，乃是北匈奴还需要防备。经过窦宪北征，北匈奴溃不成军，其单于逃遁不知所至。北匈奴败亡后，在其东方的鲜卑逐渐移徙，寝假居其故地。鲜卑初至，尚未像北匈奴那样，成为一方大患，因而似未引起汉廷的过分重视。
南匈奴的降附，长城的作用相应有了变化，甚至北陲的形势，也和以前有所不同。要了解此中曲折，还须从汉武帝时说起。汉武帝时，由于北陲版图的扩张，建立了一些新的郡县，并由内地迁徙人口以相充实，同时还规定边地的人口不许返回内地。这样的规定到东汉时还依然有效27。可是揆诸实际情况，却并不一定都如此。由于南匈奴的徙居到沿边八郡，这八郡的户口就显得比以前有所减少。这就和匈奴的内徙不能毫无关系。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这八郡中按各郡所属的县数平均的户口数，五原郡每县的户数和北地郡每县的口数都算是最少的，五原郡每县平均犹有2458户，北地郡每县平均也有11089口，可是到了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04年），平均每县户和口最少的郡却要数到朔方郡。这一郡每县平均才有361户，1307口。其他各郡较之朔方郡似乎稍好一点，可是论起每县平均户数来，都比不上西汉的数字（见表1、表2）28。当然边地人口的减少，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不过这至少还应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再后到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当政的时候，就颁布了一项诏令，省去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29。这当然不包括这几郡中的匈奴人口。边地人口稀少若此，长城怎么还能起到作用。曹魏初年，又徙新兴郡于句注山南，岭北诸地也就完全弃掉30，这就更说不上长城了。
表1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沿边八郡户口及各郡每县平均户口表
（县平均户口数后的号码为户或口由少到多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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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名
|
户数
|
口数
|
县数
|
县平均户数
|
县平均口数
|
|
西河郡
|
136390
|
698836
|
36
|
3789⑦
|
14912⑤
|
|
北地郡
|
64461
|
210688
|
19
|
3393④
|
11089①
|
|
朔方郡
|
34338
|
136628
|
10
|
3434⑤
|
13663③
|
|
五原郡
|
39332
|
231328
|
16
|
2458①
|
14458④
|
|
云中郡
|
38303
|
173270
|
11
|
3482⑥
|
15752⑦
|
|
定襄郡
|
38559
|
163144
|
12
|
3213③
|
13595②
|
|
雁门郡
|
73138
|
293454
|
14
|
5224⑧
|
20961⑧
|
|
代郡
|
56771
|
278754
|
18
|
3154②
|
15486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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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东汉顺帝永和五年沿边八郡户口及各郡每县平均户口表
（县平均户口数后的号码为户或口由少到多的次序）
|
郡名
|
户数
|
口数
|
县数
|
县平均户数
|
县平均口数
|
|
西河郡
|
5698
|
28038
|
13
|
438②
|
2459④
|
|
北地郡
|
3122
|
18637
|
6
|
524⑤
|
3106⑥
|
|
朔方郡
|
1987
|
7843
|
6
|
361①
|
1307①
|
|
五原郡
|
4667
|
22975
|
10
|
467③
|
2296②
|
|
云中郡
|
5351
|
26430
|
11
|
486④
|
2403③
|
|
定襄郡
|
3153
|
13571
|
5
|
651⑧
|
2714⑤
|
|
雁门郡
|
31862
|
249000
|
14
|
2275⑧
|
17786⑧
|
|
代郡
|
20123
|
126188
|
11
|
1829⑦
|
11472⑦
|
五 隋初对于突厥的防范及灵武绥州之间的长城所起的作用
隋代继南北朝之后，其时北方的突厥犹为一时的大国。隋筑长城于灵武、绥州之间，如果说有所防御，那就是非突厥莫属了。隋长城建筑于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就在这一年，隋在其北陲还有一些新的设施，最显著的为州县的建置。丰州（后改为五原郡）及其所属的九原和永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南和临河县东北）两县皆置于开皇五年，而九原县且为丰州的治所。丰州东南的胜州（后改为榆林郡），虽迟至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始行建置，然其治所的榆林县（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则早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已经建置。其所属的金河县（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更早建置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这是说在隋朝筑灵武至绥州间的长城时，它的版图已经达到阴山山脉之下。如果建筑长城是为了防御突厥，为什么不建筑在阴山山脉之上，却在更南的横山有所建筑？
南北朝后期北齐、北周对立之时，突厥就已经强盛起来，为朔漠大国。北周末年，突厥虽分为沙钵略和庵罗两可汗，而沙钵略却勇而得众，隋朝初建时就进扰过临渝镇（在今河北省抚宁县东）31。为了防御突厥的不断南侵，保障关中和长安不受威胁，就不能不在北方建筑新的长城。开皇五年虽已在阴山山脉之下建置州县，甚至有些县在开皇三年就已经建置。州县初建，地方实力可能还有所欠缺，如何运用，尚待斟酌。北周时，北陲所设仅有灵（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盐（治所在今陕西省定边县）、夏（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北）、银（治所在今陕西省横山县东）等州，其北不仅不再设州，甚至连县都没有设置。见于记载的仅有什贲城32和永丰镇33，还可以提到沃野镇34。什贲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北，沃野镇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北。永丰镇后来到隋时才以之设置永丰县。荒凉若此，可能是隋初不在这里建筑长城的一个原因。如果真的就是这样，那和秦皇、汉武之时就很不相同了。秦皇、汉武在阴山之上建筑长城时，阴山之下的河南地还是新开辟的疆土，不要说设置郡县，就是人口还有待于由内地向这里迁徙。
隋长城距离北边虽相当遥远，于防御突厥的侵扰也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其时突厥曾抄掠过武威（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县），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安定（治所在今甘肃省泾川县）、金城（治所在今甘肃省兰州市）、上郡（治所在今陕西省富县）、弘化（治所在今甘肃省庆阳县）、延安（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等七郡，抄掠十分残酷，甚至六畜皆尽35。这七郡中，安定、上郡、弘化、延安四郡皆在隋长城之南，可是突厥南侵这四郡，却并非先冲破长城而后南侵。突厥这次侵扰，乃是取道于木硖、石门两路36。
木硖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南，石门则在今固原县西北，相距甚近。突厥由这两地南侵，必然由高平川水（今清水河）河谷进军。高平川水北流入于黄河，其入河处在灵武之南。突厥由这一路进军就是有意绕过隋长城的西端。木硖和石门两地近在邻迩，却是由高平川水河谷向南进军的东西分歧处。抄掠武威、金城两郡的突厥，当由石门一路西行，由木硖一路南行，就可以达到天水郡，由木硖东行，又可至于安定，这本是秦汉以来的老路。安定郡东北就是弘化郡，由弘化郡东行，东北是延安郡，东南是上郡。突厥进攻延安和上郡两郡，而出自木硖一路，显然是较之冲破隋长城直接南下是要远些。突厥由木硖一路进军，正说明它是有意要避开隋长城的阻遏。
隋朝建筑长城之后，和突厥之间还免不了有些兵事。由于隋朝国力逐渐强大，兵争的地方都远在长城之北。后来隋朝设法离间突厥内部，扶持其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遂为其都蓝可汗所攻击，隋朝因使突利内迁，居于朔州大利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
由于都蓝可汗的攻击亦未稍止，遂复迁突利可汗（此时已改称启民可汗）于河南夏、胜二州之间，并发动人工为之掘堑壕数百里，东西拒河，其北尽为启民的牧地37。由于启民的归附和内迁，原来建筑的长城就不再有所作用了。隋朝为启民所掘的堑壕既在夏、胜二州之间，则应在所筑的长城之北。长城东西拒河，这条堑壕也东西拒河，仿佛是平行的。堑壕的挖掘虽是为了保护启民的牧地，也可能还有意以此限制启民的有所发展，因为堑壕的作用是和长城相仿佛的。其实，启民已在隋室的卵翼之下，一时也不至于多事妄为，北陲显得安谧。
六 明代为防御鞑靼和瓦剌而建筑的长城
明代筑长城时，北陲有了新的变化，和秦汉以及隋代皆不尽相同。这时元裔鞑靼、瓦剌仍据有大漠南北与明对立，终明之世，并未消除。明代筑长城，就是为了防御鞑靼和瓦剌的乘间侵扰。特别是鞑靼的侵扰，使明代的边患未能稍息。
明代的长城虽也横亘于其时的北陲，却南移到秦汉时的长城之内。尤其是中间的一段，已不能再建筑于阴山之上，而是退居于横山山脉之北。也就是退到当时农耕地区的边沿，其北的可农可牧地区就不再加以过问。至于河西部分，虽也由今乌鞘岭向西北伸延，不仅其西端不至于敦煌的玉门、阳关，就是秦汉时的居延海畔和休屠泽滨也都弃置不顾，更何能于注入居延海的张掖河（汉时的弱水）下游和休屠泽畔再筑新的长城？前后相差如此，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了。
明代长城为什么较之秦汉时有这样显著的退缩？这就需要追溯到明代的初年。明初驱逐元裔后，于北边先后设大宁卫和全宁卫，又设开平卫和兴和千户所，还于唐时东受降城的故地设东胜卫38。大宁卫在喜峰口外，为辽中京大定府的故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全宁卫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开平卫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兴和所在今河北省张北县。东胜卫则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大宁卫、兴和所、东胜卫虽皆在秦汉的长城之南，相距尚非过远，而全宁卫和开平卫却还在秦汉长城之北。这些卫所东西遥遥相望，连成一线，可以互为呼应。在这一线之北，元时还曾设过一些路，应昌、德宁39和净州40诸路皆其著者。应昌路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西南。德宁路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北。净州路治所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西北。这几个元时的旧路，直到洪武中年才被废去。路名是废去了，地方还应该属于明朝的版图。这些卫所和旧路都远在明长城北面，其间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明朝初年，太祖底定天下之后，曾大封诸子，分别到各重要地区镇守。当时封于元代故都即今北京市的为燕王棣，封于大宁卫的为宁王权。明太祖崩逝后，建文帝继位，燕王棣为了夺取皇位，就发起所谓的靖难之役。当时他考虑到宁王在他的北面，也握有重兵，万一宁王乘他率军南下时，出兵掣肘，就可能全盘皆输。因而他联系游牧于宁王封地东北的元人后裔兀良哈的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劫持宁王。在他夺得皇位后，就移宁王于江西，而以大宁卫畀予三卫。三卫本在黑龙江南，这时都向南移徙，朵颜最南，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于宣府（治所在今河北省宣化县），泰宁、福全两卫则仍依次在朵颜之北41。
大宁卫废省后，开平卫和东胜卫就显得过于突出，难以防守，亦皆迁徙到内地。开平卫内迁，弃地三百里，东胜卫内迁，河南沃野，遂成弃壤42。而应昌、德宁、净州路也就相应视同化外。以后鞑靼、瓦剌等部落不时向南侵扰，边衅纷纭，都是当时思虑欠周，后患因而无穷。为了防边，思欲亡羊补牢，明代也就不能不踵继前朝旧规，在北陲建筑新的长城。
前面已经说过，明代的长城虽也建筑于北陲，但和秦汉时的长城迥然不同。明代长城西起嘉峪关，东抵鸭绿江畔，绵亘万里，只好分地守卫。明代为此，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43。九边镇中在西北地区的为延绥、宁夏、甘肃和固原四镇。延绥总兵初驻绥德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宪宗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移驻榆林（今陕西省榆林县），防地东至黄河，西至定边营（今陕西定边县的盐场堡）。宁夏总兵驻宁夏卫（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镇守地区相当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黄河沿岸一带；甘肃总兵驻甘州卫（今甘肃省张掖县），镇守地区相当于今甘肃省嘉峪关以东、黄河以西及青海省西宁市一带，这三边总兵驻地皆在长城经过的重镇，独三边制府所驻的固原距长城稍远，其中稍有曲折，其详情请见诸后文。这四镇的驻地虽各不相同却皆迭受鞑靼、瓦剌的侵扰，而延绥镇独为严重，盖形势使然也。
七 明代延缓镇的守卫和鞑靼冲破延绥镇的长城对于都城北京的威胁
由于明代初年撤回了东胜卫，河套内也就相应地视同化外。明英宗天顺年间（公元1457年至1464年），鞑靼族有阿罗出者始率属潜入居之，其后孛来、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继之。河套地平衍，别无高山大川以相阻遏，自便于戎马的奔驰。鞑靼南侵时，复掳明朝边人为乡导，抄掠延绥无虚日44。不仅榆林、绥德以南各州县受到骚扰，就是关中也为之不安。延绥镇于西北四镇中所受的抄掠独为严重的原因，就是邻迩河套，无险可守，仅依赖一条长城以资屏蔽。而这里的长城又皆以土建筑，土中又多含沙，并非十分坚固，故鞑靼南侵时往往就毁城而入。
应该指出，明时以长城屏蔽北陲，都城则设在北京。由于都城所在，鞑靼往往向之进扰，故于防御设施特加重视。而京北的长城就独显得重要。其建筑的坚固实为他处所不及。当地的长城率皆以砖石建筑。迄今犹巍然高耸，蜿蜒于群山峻岭之间，与他处之用土建筑的迥然不同。就是九边镇的建置，也以巩固都城的防御最为要务，其中设于都城附近的就有蓟州（驻地在三屯营，今河北省迁安县西北）和宣大（驻地在今河北省宣化县）两镇。两镇分别拱卫都城的东北和西北，使它的安全更为可靠。当时山西居于都城的侧翼，地位也相当重要。鞑靼等部亦知向宣大、蓟州两镇进扰，轻易未能得手，因而就多转向侧翼，企图乘隙威胁北京。当时为了巩固这个侧翼，在山西设了两镇，一为大同镇（驻地在今山西省大同市），另一为山西镇，就是驻于偏头（今山西省偏关县）其后移驻宁武卫（在今山西省宁武县）的太原总兵。大同镇北倚长城，气象自是森严。山西镇也是北倚长城。原来在山西境内有两条长城，大同镇所倚的是外长城，还有一条内长城，就是山西镇所倚的。内长城西端于今山西省偏关县东北、由外长城分出，东南行至今宁武县，再折向东北，循复屋山，东与太行山上的长城相接连。太行山的长城南至于今山西省左权县的黄泽岭，北至今北京市怀柔县，与由大同、宣府来的长城相接。山西境内的内长城和太行山上的长城都是为了拱卫北京而建筑的，也都是为了防御鞑靼由侧翼向北京进攻。如果这些长城不被攻破，则北京必将安如磐石，不会有若何危殆。
大同和山西两镇作为北京的侧翼，其地位相当重要。延绥镇更在大同、山西两镇之西，其重要性似乎相应有所减低。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如此。上面曾经提到筑于山西境内的内长城。内长城由今偏关县东北斜行趋向东南，至于今宁武县。这是在内外长城之间堵塞住这个地区西口的设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设施？这就不能不和其西的延绥镇有关了。延绥镇北倚长城，东有黄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延绥镇之北就是河套，敌骑奔驰，不仅累次冲毁长城向南抄掠，而且还时时企图东越黄河，进扰山西。黄河诚然是一道天堑，天堑也并非就绝对不可渡越。为了防备万一，这内长城的西端向北斜上，和外长城相连接，以此来封锁住内外两条长城之间的地区，相应地就可以使都城北京有更多的安全感。
事实上当时这样的顾虑并不是毫无来由的。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鞑靼小王子进攻应、朔二州（今山西省应县和朔县）就是具体的证明。小王子这次进兵，是由榆林攻入边墙，折往东行，渡过黄河，一直攻到应州，其渡河的地方当在府谷、河曲之间。由河曲趋向南，出内长城的宁武关（在今宁武县）就是朔州，再东则是应州。这样的进攻使得北京大感威胁，明武宗为此还亲自到阳和卫（今山西省阳和县）部署防御事宜，并派兵驰往应州援助。鞑靼由朔州经平虏卫（今山西省平鲁县北）出塞，才使明朝君臣稍喘一口气45。应州在大同镇之南，鞑靼这次由榆林向东进攻，分明是出于大同镇之后，使当地守军不易发挥阻遏的作用。由应州东北行，经过宣府镇，就可直趋居庸关下。若是由应州东南行，越过太行山，或出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西北），或出倒马关（今河北省唐县西北），也都可以进到北京城下。有明一代，像这样的事例虽并非多见，已使当时朝廷上下不敢稍掉轻心。
八 明代对于收复延绥镇外的河套的一些设想
自明初放弃东胜，其后鞑靼入据河套，遂使延绥无险可守，所恃的只是一线长城及其内外的一些城堡。每当秋高马肥之际，长城就常为敌骑所突破，不仅西安、固原往往因之一夕数惊，就是都城北京也不免感到威胁。这样的危机使当时的有识之士难于坐视，先后提出收复河套的建议和策略。其中以杨一清和曾铣两人最为当时后世所称道。
杨一清于武宗正德初年（公元1506年）以总督三边都御史统筹西北边防重事。他回顾前朝旧绩，以为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就不敢逾阴山牧马。到了明朝初年，舍去受降城而守卫东胜，已经失去一面之险46。因为受降城虽建筑在黄河涯畔，实际上却是着眼在阴山之上。东胜只是守黄河，就不免差了一着。可是后来又由东胜退却到延绥，那就是以一面来遮千里之冲。
自河套为鞑靼所据有，遂使“深山大河，势乃在彼，而宁夏外险反南备河”。这就是边患所以相寻而不可解的根本原因。他具体提出“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屯田数百万亩，省边地转输”的策略。可是由于当时宦官刘瑾当权，这样的策略就成为画饼，连杨一清所请求的筑边墙，都一齐落空47。
40年后，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复锐意图恢复。他指出自鞑靼入居河套，侵扰边鄙将及百年。鞑靼出套则侵扰宣府、大同两镇和居庸、倒马、紫荆三关，都城就会感到威胁。入套又会转而侵扰延绥、宁夏、甘肃、固原诸镇，关中也会因之不安。这正是因为“深山大川，顾势在敌而不在我”。他认为，当秋高马肥，弓矢劲利之时，鞑靼聚而进攻，明兵散而防守，鞑靼肯定能够取得胜利。如果是冬深水枯，马无宿藁，春寒阴雨，壤无燥土之时，鞑靼势力逐渐衰弱，明兵如果乘机进攻，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他请求能够允许他率领精锐部队6万人，再加上山东鎗手2千人，在春夏之交的时候，携带50天的粮饷，进兵征讨，利用水陆交通，直捣其巢穴，鞑靼必然招架不住，明兵也一定是胜利在握。他认为这是“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
他这样的策略，很得主持中枢的夏言的支持，但却为权相严嵩所排斥，结果夏言和曾铣都被处死，自是无敢言边事者48，河套也就一直未能恢复，还须凭借长城防守。
九 明代三边总督的驻地和鞑靼冲过长城进入西海附近各处
明代九边镇大抵皆倚长城建置，西北各边镇中唯陕西一镇与他镇不同。陕西镇总兵始设于宣宗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旧驻会城（按在西安），后移驻于固原49，因而也称固原镇。
固原位于六盘山下清水河谷，远自战国秦汉之时就已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关中的要道。明时于贺兰山下设宁夏镇，使南下抄掠者受到阻遏，可是并未因此而降低清水河谷的重要性。明代陕西布政使司所辖远至嘉峪关。嘉峪关东的甘州设有甘肃镇，若北来的进攻者冲过甘肃镇，企图东入关中，固原一途也是其必经之路。延绥镇固在关中之北，然由河套南下的鞑靼，却也扩展其抄掠的地区，不以延绥为限。明宪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大入延绥之役，就曾散掠平凉、入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及固原，长驱为寇于静宁、隆德诸处50。这都可显示出固原在当时的军事上的重要性。因此当时驻在西安的陕西巡抚，防秋时也移驻固原。陕西巡抚也是设于宣德初年。当时是遣尚书、侍郎出镇，与总兵驻守不同51。后来到孝宗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由于鞑靼酋长火筛入据河套，沿边形势严重，廷议欲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因设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并起左都御史王越为提督军务。十五年（公元1502年）以后，或设或罢，至世宗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始行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公元1528年）改为总制，十九年（公元1540年）避制字，改为总督。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52。这是为了纠正延绥、宁夏、甘肃三镇有警不相援，亦无所统摄的新设置53，也说明形势的严重，不能不有这样的建置。
花马池为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当地本是宁夏镇的防区。由于它是宁（夏）、固（原）、兰（州）、靖（远）诸边的门户54，地位相当重要，故三边总督移驻其地。
明武宗时（公元1506年至1521年），杨一清论花马池的形势说：“陕西各边，延绥据险，宁夏、甘肃扼河山，惟花马池至灵州地宽延，城堡复疏。寇毁墙入，则固原、庆阳、巩昌皆受其患。”论形势是相当严重的。他主张应在当地筑长城，增兵卫，他提出设防的计划，要在石涝池（今陕西省定边县南）至定边营间筑长城，设墩台，石涝池至横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黄河东）设墩台，花马池无险，应该设卫55。虽有这样的计划，却为宦官刘瑾所阻，难得实行。正是由于这样一些设防筑城的计划未能实现，所以陕西三边总督的重任迄未有所减轻，仍须每年仆仆于花马池道上，从事防秋。
陕西三边的长城，以甘肃镇辖区中的段落所受到的侵扰为较少。鞑靼不仅抄掠北陲各地，抑且进入到西海附近。西海就是现在青海。鞑靼进入到西海附近，最初是在明武宗正德五年（公元1910年）。当时其北部亦卜刺与小王子仇杀，亦卜刺遂窜至西海。亦卜刺更西掠乌斯藏（今西藏），并据有其地。从此洮、岷（治所在今甘肃省卓尼县和岷县）、松潘（今四川省松潘县）无宁岁。后来俺答也曾西掠吐蕃56。吐蕃之地也当在今青海省。亦卜刺是由哪条道进入青海的？已难于考核。可能就是越过河西前往的。俺答的西掠吐蕃，则是取道于甘肃，也就是河西，这已明确见于记载57。俺答以前，鞑靼就曾屡次抄掠甘州、凉州（治所分别在今甘肃省张掖县和武威县）和永昌（今甘肃省永昌市）58。甘州濒于弱水，凉州在三岔河（即汉时的谷水）畔，永昌附近亦有水磨川北流59。这些河谷都是当时鞑靼进入河西时可能利用的通道，亦卜刺和俺答所行的（以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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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传》僖公十五年：“（晋惠公）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灭虢在献公时。其时华山之下当已入于晋国。
2.《左传》文公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晋取北徵。”北徵在今陕西省澄城县西南，更远在少梁的西南，是晋取少梁之前，曾经取得过北徵。
3.《史记》卷四四《魏世家》。
4.《史记》卷五《秦本纪》。
5.6.《史记》卷五《秦本纪》，又卷一五《六国表》。
7.《史记》卷一五《六国表》载雕阴之战于秦惠文王五年和魏襄王二年。卷四四《魏世家》载于襄王五年。《魏世家》还说这一年魏出兵四万五千。卷五《秦本纪》载于惠文王七年，并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就是魏予河西地的年代，《史记》的记载也显得参差不一。《魏世家》载于魏国战败的同年，《秦本纪》则在秦国战胜的次年。
8.《战国策》卷二○《赵策三·秦攻赵蔺、离石、祁援章》。
9.《战国策》卷二一《赵策四·秦召平春君因留之章》，《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平都县在今新兴郡，与阳周县相近也”。唐无新兴郡，亦无阳周县。阳周、汉县，在今陕西省子长县西北。或谓平都亦当在今子长县西北。按《赵策》未载平春君入秦年月，赵世家则谓在悼襄王二年。其年为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在此之前，秦昭襄王三年（公元前304年）已移上郡治所于肤施。若平都在今子长县西北，则正位于由肤施通往咸阳大道的西侧，且在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之下，似与当时情势不合。因当时秦国已经强盛，不可能允许在其北陲要地尚有赵国插足之处。颇疑其在肤施至咸阳大道之东，近黄河处。秦汉时的县辖地相当广大，上郡北部也应如此。大道之东近黄河处别无他县，亦当在阳周范围之内。
10.《战国策》卷二○《赵策三·秦攻赵蔺、离石、祁援章》。
11.《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12.《水经·河水注》。
13.14.《史记》卷一五《六国表》。
15.《史记》卷一一○《匈奴传·正义》引。
16.拙著《河山集·二集·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17.《史记》卷一一○《匈奴传》。
18.《史记》卷一一○《匈奴传》。
19.《史记》卷一○《文帝纪》。
21.《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2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23.《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
24.《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25.《史记》卷一一○《匈奴传》。
26.《后汉书》卷九九《南匈奴传》。
27.《后汉书》卷六五《张兴传》。
28.西汉的户口数字见《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东汉的户口数字见《续汉书·郡国志》。
29.《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30.《资治通鉴》卷六九《魏纪一》。
31.《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32.《周书》卷一九《杨忠传》：“与突厥伐齐，忠留尔朱敏据什贲，游兵河上。”《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夏州》：“什贲故城，在朔方县理北，即汉朔方县之故城也。什贲之号、盖番语也。”
33.《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永丰县，北人又谓之贺葛真城，周武帝保定三年，于此置永丰镇。隋开皇五年废镇，置永丰县”。
34.沃野镇本北魏北边六镇之一，其后废置。《周书》卷一九《杨忠传》：“保定四年，大军又东伐，晋公护出洛阳。令忠出沃野，以应接突厥。
盖沃野镇虽已废置，其故地仍在，故杨忠得由此出兵。
35.《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36.《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37.《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38.《明史》卷四○《兵志》。
39.《明史》卷四一《地理志一》。
40.《明史》卷四一《地理志二》。
41.《明史》卷二二八《外国传·朵颜传并附福余、泰宁传》。“成祖从燕起靖难，患宁王蹑其后，自永平攻大宁入之。谋胁宁王，因厚赂三卫说之来。成祖行，宁王钱诸郊，三卫从，一呼皆起，遂拥宁王西入关。
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从战。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明史》卷九一《兵志》亦载此事，所言略同。《明史》卷四○《地理志》却说：“北平行都指挥使司，本大宁都指挥使司，……永乐元年……侨治保定府，而其地遂虚。景泰四年，泰宁等三卫乞居大宁废城，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天顺后，遂入于三卫。”与《三卫传》及《兵志》不同。
夷考其实，若非成祖以其地畀三卫，大宁何至于内徙。正是由于大宁内徙，与其东西相呼应的东胜、开平、全宁等卫也难于固守。东胜卫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内徙，开平卫亦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内徙，全宁卫更于永乐元年废省。若三卫于天顺（公元1457——1464年）后始入居大宁故地，则东胜、开平、全宁等卫何至于纷纷先期内徙和废省？可见《地理志》之说有悖于当时的情况。
42.《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历代州域形势九》。
43.《明史》卷九一《兵志》。
44.《明史》卷二二七《鞑靼传》。
45.《明史》卷二二七《鞑靼传》。
46.《明史》卷九一《兵志》：洪武“二十五年，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所说和《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不同。按唐受降城共有三处，西受降城在丰州西北八十里，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东受降城在榆林县东北八里，见《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三城皆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城在今临河县东北，中城在今包头市西南，东城在今托克托县西。杨一清所说：“受降据三面之险，当千里之蔽”，可能指中受降城而言。明初所筑东胜，乃在东受降城，故杨一清谓其“舍受降而卫东胜，已失一面之险。”
47.《明史》卷九一《兵志》，又卷一九八《杨一清传》。
48.《明史》卷九一《兵志》，卷一九六《夏言传》，卷二○四《曾铣传》。
49.《明史》卷七六《职官志》《志》说：“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
50.《明史》卷二二七《鞑靼传》。
51.《明史》卷七三《职官志》。陕西巡抚的具体职称为“巡抚陕西地方赞理军务。”宪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加“提督军务，”后改“赞理”。
52.《明史》卷七三《职官志》。按《明史》卷九一《兵志》说：“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设固原镇。先是，固原为内地，所备惟靖虏。及火筛入据河套，遂为敌冲。乃改平凉之开成县为固原州，隶于四卫，设总制府，总陕西三边军务。”按固原镇本为陕西镇，设于宣德年间，与山西镇同时设置，非迟至弘治十四年。《明史》卷四二《地理志》固原州的设置在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亦非弘治十四年。《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小王子及税罗干之子火筛相倚日强，为东西诸边患。十一年（公元1498年）秋，王越既节制诸边，乃率轻兵袭敌于贺兰山后，破之”。王越既已节制诸边，则不必待弘治十四年始设总制府。检《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所言也和《职官志》相同。《兵志》又说：“（世宗）喜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移三边制府镇花马池”，亦与《职官志》所说不合。当以《职官志》所说为是。又按《王越传》：“（弘治）十年春，廷议设总制府于固原，举定西侯蒋琬为总兵官，越提督军务，控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兵、巡抚而下，并听节制。诏罢琬，即以越任之，三边设总制自此始”。这是说，固原一地兼驻有镇守陕西总兵、巡抚陕西地方赞理军务、总督三边军务三大员。三大员各司所事，不应混为一谈。
53.《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
54.《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二《宁夏后卫》。
55.《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
56.《明史》卷二二七《鞑靼传》。
57.《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58.《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59.《明史》卷四二《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