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边塞的构成

　　汉代的边塞，是一个庞大的国防工程体系。它的构成，并非“长城”一词给人的印象那样，只是接连不断的一条城墙。实际上，这个体系是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墩台、烽堠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藏等综合功能，并配置有长期驻军守备的线式防御工程整体。这个体系，是以因地制宜、据险置塞为原则而构筑的。所谓因地制宜，一是指巧妙地根据所在地形条件来构筑工事，二是指充分利用当地的物产选择合适的质材为建筑材料。所谓据险置塞，主要是指利用天险御敌而言。这个体系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城墙、城障、亭燧、烽台及军用道路四个部分。
　　（一）城墙
　　城墙是组成长城防御体系的主干部分，它是集阻障、防护、据守、观察、隐藏等功能于一身的线式防御建筑物。由考古调查可知，汉边塞之城墙蜿蜒绵亘于山岭、沙漠、草原、绝壁等诸多复杂地形之中，其构筑的材料和方法，则因地形、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地段，也互不相同。
　　试举数例如下：
　　敦煌玉门关附近的西汉长城的最高一段，建在当谷隧以东约300米处。现存城墙系用流沙、散石、红柳或芦苇筑成。这完全是与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相应的，因为这一带没有黄土及石材，只出流沙与小石子，而附近的沼泽地中则生长有芦苇或红柳，于是筑城时便就地取材，以流沙、石子和芦苇等物掺和筑墙、层层上铺，一般每层的厚度为20——30厘米左右，整个墙体的高度可达数米。
　　现存遗迹保存较好，沙粒与石子已牢牢压实，与芦苇枝、红柳枝条粘结在一起，十分牢固1。通过考察还可发现，西汉敦煌郡的长城大体沿疏勒河畔修筑，遇到湖泽、碱滩则或有间断，径以湖泽、碱滩为“墙”2。
　　属于酒泉郡东部都尉管辖的“北大河塞”，其塞墙的修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双重的粗石板垒起而填以砾石；另一种是仅用压紧的柴枝作成3。
　　塞外列城中南面的一道城墙，在锡尼乌苏以西，都是用石块垒砌而成，从锡尼乌苏向东，有一段是由石片包外而内实夯土，再向东行，则全部为土筑而成4。
　　各地汉长城的宽度与高度，也无定制：上述玉门关附近的长城遗迹现高3.2米，厚2米；“北大河塞”的两种墙体的基宽至少为2.5米，高度可达3米；而“塞外列城”中南塞墙的石筑地段基宽一般为3.5米，顶宽2.5——3米，残高在2——2.5米之间不等。而乌兰苏木胡勒嘎处的北塞墙则是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笔直的砂土垅，现高仅有1米左右，其外（北）侧为浅宽的人工沟濠，土垅的宽度约有5米，沟濠则宽8米，说明这一段长城似以沟为主5。
　　《汉书·匈奴传》下载有汉元帝时的郎中侯应之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这段说明汉代边塞修筑形式与方法多样性的记载，已经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有力证实。
　　（二）城障
　　城障是某一段长城防线的守卫中心。《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同书《李陵传》颜师古又注：“障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障蔽而伺敌也。”《战国策·魏策》鲍彪注曰：“障，隔也，筑城垒为之。”由此可知，城障实际上就是驻有戍卒守卫的长城沿线的支撑点，它们往往都建筑在地势险要或位置重要之处。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对此类城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居延地区，考古工作者发掘了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这是一个构筑坚固的军事性小城堡，障坞毗邻，障在坞的西北隅，为土坯筑成的方形城堡。每边长23.3米，墙厚4——4.5米，残高4.6米。障顶东北角残存窄土楞，似为女墙。障门设在东南角，门内西侧有登临障顶的台阶式蹬道，东侧堆叠有防备攻城之用的河卵石。坞比障大一倍，坞墙系夯土筑成，每边长46米左右，厚1.8——2米，残高0.9米左右，东墙辟一门，门外设瓮城。坞四周3米以内的地面埋设有四排尖木桩。木桩高33厘米，间距70厘米，作三角形排列。坞内东北隅也有登临坞顶的蹬道。障、坞内部还有甲渠候和吏卒的住室6。
　　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朝鲁伦发现的汉代石城，可能是属于“塞外列城”的一个城障。该城平面基本呈方形，从内墙角丈量，东西墙各为126.8米，南北墙各为124.6米，墙壁用石块垒砌而成，基宽5.5米、顶宽2.6米、残高2.8米左右；城门设在东墙，门道宽6.6米，外设瓮城，其门南向，宽5.6米，瓮城长14.5米；城门里的两侧、四角的两侧和南墙、西墙中段的内侧，都有登城台阶；城内西南部，还有一个大院的痕迹，实际上起到城中之城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城城墙的四角向外凸出，凸出的部分也较方正，凭借这种墙台工事，可以控制整个城墙，消灭全部的射击死角，从而大大增强了该城的防御能力7。
　　城障一般都建在长城的内侧，但也有少数建在长城外侧者。它们的位置，大多处在长城防御体系内的防御要点之上。通过调查发现，处在交通要道、险要山口等位置的障城，面积都比较大，分布也较为密集；而在非主要防御的地段上，城障的面积比较小，间隔距离也比较大。
　　（三）烽燧
　　烽燧又称亭燧，因亭是望楼即烽台之故。作为城障的耳目，烽燧主要用于报警，是边塞体系中最基层的哨所，亦是边防候望系统的核心，地位十分重要。
　　烽燧一般都建筑在视野开阔之地。而且也很注意利用天然屏障。例如，疏勒河下游及罗布泊洼地的河、湖相沉积受风力侵蚀，形成了风蚀土墩与风蚀凹地相间的雅丹地貌，而这里的烽燧遗址，大都坐落在星罗棋布的风蚀土墩上8。综观敦煌、酒泉二郡及居延地区的烽燧，有许多都是建筑在高地、山麓、岗或梁上。
　　汉代的烽燧大多沿长城一线罗列，一般以居于长城内侧者为多，但甘肃永靖县境内的烽燧遗址却多在长城的外侧，这可能和监视羌人活动密切相关9。烽燧分布的密度，似无定制，主要由所在地段的地形地貌及防御需要来定。根据统计：汉敦煌、酒泉二郡共发现164座烽燧遗址，其间距最远者为8公里，最近者仅0.13公里，各仅一例，90％以上的烽燧相距为1——2.5公里10。在内蒙古沙井苏木境内“塞外列城”的南塞墙内侧，大约每隔1公里左右置一烽燧11；而乌拉特后旗境内“塞外列城’的烽燧间距则为2.5公里左右12。
　　汉代烽燧的建筑手法及形式，也是因地域不同而各有差异。如内蒙古地区的烽燧，设在山巅上，一般由石块垒成，作圆柱或圆锥形，大小高低因地而异。乌不浪山口东侧的一个石烽台，倾圮后实测直径10米，个别烽台的四周加筑围墙。设在草原上的烽台，大都以黄土夯筑而成，作圆锥体或方锥体，大小高低下一，一般基宽7——8米，高3——4米，有的四周筑有围墙13。
　　西北地区的汉代烽燧，情况又有不同。据在敦煌、酒泉、居延地区的调查所见，烽燧绝大多数以土墼垒砌而成，间或用石块或石块与土墼混合垒砌。敦煌郡玉门都尉所辖烽燧中以夯土版筑而成者为数不少，而中部都尉所辖烽燧还有用湖沼中碱化的泥土间以柴木筑成的。这里的汉代烽燧，多呈下宽上窄的方柱形，台最高者可达10米多，烽台底基一般是36平方米至81平方米，烽台之上建一方形小屋，高1——3米，面积4平方米至9平方米左右，小屋四周墙壁开孔以便候望。许多烽台都有墙环卫，与坞相连。坞分内坞、外坞，内坞置居室，坞与烽台以阶梯相连；烽台和坞内屋以马粪涂地，以草或白土涂壁。14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些烽燧遗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烽燧建筑的详情，下面略举几例说明：
　　敦煌玉门都尉所辖T.6.b烽燧：烽台底面积40.94平为米，残高4.9米，坞与烽台西、南两壁相连，烽台南侧与坞壁衔接部有坞陛，遗存阶梯六层，坞门北开，坞内有套房三间，炕、灶各一个。屋内灰堆土中出土200多枚汉简，共出的还有封泥（木匣）、木梳、辟邪用的人面画代、绘有人面的画板、麻鞋、丝织品残片等15。
　　敦煌中部都尉所属T.22.d烽燧：烽台底基24.01平方米，残高2.7米，坞与烽台东壁相连，内有套房三间，隔道一条。这条隔道可能是火墙或炕之类的遗存。烽燧西南有两片灰区，除发现十几支汉简外，还有木梳、木碗等遗物16。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长方形，底基63.46平方米，残高1.87米，为三层土墼中央一层芦苇叠砌，无粘接材料。烽燧上部结构不明，烽燧四壁皆涂以草泥，表面刷白粉，由于多次涂草泥和粉刷，墙表草皮有的多达12层。粉刷的颜色，有土红色、浅蓝色和白色数种。此种情况，在堡内房屋中亦存在。在烽燧东南角早期留有一长方形缺口，攀登方式不明，晚期在此处向北砌筑台阶，现存四级。早期坞筑于烽燧东侧，坞墙与烽燧的东、南壁相连，坞墙夯筑，坞门西开，宽0.76米，有双重门，坞内有过道和套房三间。坞南墙外东侧为厕所，以苇编矮篱墙围成，长3.4米，宽1.13米、门宽0.67米，坞南20多米处，有苇篱墙筑成的长方形牲畜圈17。
　　居延卅井塞所属P8烽燧：建筑在高戈壁梁上，8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垒砌而成。烽台底面积14平方米，残高5.5米。烽台西、南两壁与坞壁相连。坞墙今残高0.2至0.4米，西壁长16.8米，南壁13.3米。坞内东南角有椭圆形土堆，似为房屋地基18。
　　塞墙、城障及烽燧是边防军事设施的主要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配置情况，可以小方盘城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小方盘城遗址一般认为是西汉玉门都尉和东汉玉门障尉的治所，位于敦煌县城西北80公里，编号T.14障。障系夯土版筑，平面呈四方形，障内面积为16.5平方米，障外壁每边边长26米，墙高9米，障门开在西墙中部，门宽2.4米，高2.7米。障北与T.13、T.14a等烽燧相连，再北至塞墙，南与T.14c、T.18a、T.18b等烽燧相连。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塞墙、城障及烽燧通常都是配套设置，但在汉军一时不便或不宜筑墙的军事战略要地，往往也要设置亭、障、烽燧等军事设施；地位次要者，则构筑烽燧。例如，在盐水之西就分布着众多的亭障，它们对汉朝经营西域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如，在内蒙古腾格里大沙漠与巴丹吉林大沙漠之间的阿拉善右旗的雅布赖山沿线，也发现了烽火台群及城堡等遗迹，它们的存在，对西汉时期居延塞及武威等郡的防卫，给以有力的支持19。
　　（四）军用道路
　　军用道路，是长城防务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障塞烽燧犹如武士身上所穿甲胄上零散的铁片，那么，军用道路则是将这些铁片串联并紧系的坚韧的韦带。
　　在整个长城防御体系当中，军用道路可能是最先完成的部分。
　　这是因为，数十万修筑长城的施工人员分布在连绵千万里的广阔地带，他们的给养输运不可或缺，而这就首先要求道路畅通。当长城防御体系初步完成之后，为满足皇帝巡边、大军出塞以及传递情报等方面的需要，也势必要对道路的平整和畅通提出较高的要求。
　　秦始皇在令豪恬修筑长城之后，又命他修筑了由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至国都咸阳的“直道”。根据调查，秦直道的许多地段残宽30——50米，能够保证车、步、骑混合编成的大军团顺利通过。沿途还设有兵站，既可贮存装备，又可驻屯军队，从而保证了随时以物资、兵力沿直道支援长城防线20。
　　西汉时期长城沿线修筑军用道路的情况，史书中缺乏记载，考古调查所见遗迹也不多。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时期的军用道路建设，成就依然很大。
　　两汉前期，曾经数次缮治秦时的北边长城，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对以秦直道为主干的军用道路的修整。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夏，曾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21。修筑道路应是这项工程中的主要部分。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22。这表明，北边的道路已有适应帝王乘舆通过的规模。在汉武帝时期，汉军数次利用北边道路集结兵力，由北边各郡同时出击。特别是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决战的前夕，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临时调换出击地点，数十万大军的行动，如果没有畅通的道路系统作保障，是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的军用道路，大体上应和长城相并行。汉宣帝时，赵充国远在金城平羌前线，距离长安约10450汉里（约4200公里），但其上书在七日之内便可递交到宣帝手中，平均每日夜可传250公里。在当时的情况下，仅有良马而无良好的军用道路网络，是很难达到如此高的速度的。从居延汉简的材料中可知，修筑道路并保证其畅通无阻，是戍卒的重要职责之一，在当时，设有专职筑路养路的士兵，称为“除道卒”。E.P.T65:230简文曰：
　　□□□车马中央未合廿步溜漉不可该简说明了对雨后养路的严格要求。而“中央”、“廿步”等，则反映出道路的规模很大。
　　在内蒙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山麓的56座烽火台群中，发现20多条石块铺设的道路，至今遗迹仍清晰可辨。它们分为上行道和下行道，路基各宽约6米，两道并行，将各个烽火台和障城连接起来23。雅布赖山位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之间，在汉代并非防御的要害地段，但军用道路修治得如此之好，其他地区的军用道路的质量，自是可以想见了。
　　从以上对西汉王朝大规模修筑边塞情况的叙述当中不难发现，西汉王朝为构筑边塞，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的巨大代价。但是，作为冷兵器和生物动力时代的防御工程，边塞的构筑对巩固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保护广大农业地区人民生产与生活的相对安定，确实起到了其他防御手段所不能有的巨大作用。
　　这些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汉长城的修筑，对抗击匈奴及防范氐、羌等族的进犯具有重要作用，在军事上的意义十分重大。长城的最初兴建是为了战争防御，但西汉长城的修造则更侧重于对进攻的支持。西汉长城的兴建，包括对秦故长城的大规模缮治，几乎全是在汉王朝最为兴旺强盛的时期完成的，它更多地反映出了王朝开拓进取的姿态。检诸史实，可知西汉长城的兴建，往往是在某一重大战役获胜之后进行的，而某段边塞修筑完毕后，又常常进行新的战役，新近兴建的边塞，便成为汉军远离城墙的军事行动的有力支撑点，成为汉军作战逐次推进的出发基地。显然，汉武帝是把边塞的修筑纳入其反击匈奴、开拓边疆战争的总体战略之中来考虑的，因而它就具有其他时期修筑长城所不具有的军事上的主动意义和积极进攻的倾向。
　　第二，促进了长城沿线地区及西域诸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长城沿线地区，原来多是西汉王朝统治相对薄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而西域诸国，更是所谓“化外之地”。当汉边塞在这些地方构成军事防御线之后，不可避免地同时构成了经济、文化的传播线。边塞的施工及维护，大量戍卒及内地人口迁入边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边疆地区社会状况的稳定。至于西塞及西域地区的亭障烽燧，对于汉文明的广泛传播以及西域诸国的归附，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推进了欧亚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自从张骞“凿空”以来，汉朝与西域便正式建立了使节往来的关系，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西域广大地区都归属都护管辖。中国大陆通过西域与中亚、欧洲地区进行着各种贸易活动和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一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经济通道。为保障中外使节及商人的安全，汉政府凭借长城及亭障烽燧，设置许多关城或关卡，稽查行旅，维持秩序，从而保证了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并为他们提供了饮食供应和住宿地点，促使这个经济通道日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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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第118页，巴蜀书社1991年版。
　　2.参见林海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3.参见斯坦因：《亚洲腹部考古记》第406——407页，转引自陈梦家《汉简考述》。
　　4.参见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见《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5.参见罗庆庚：《汉武帝长城复线刍议》，《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6.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7.参见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
　　8.参见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9.参见马杰英：《甘肃永靖县境的秦汉长城烽燧遗址》，《文博》1989年第6期。
　　10.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11.参见罗庆庚：《汉武帝长城复线刍议》。
　　12.参见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
　　13.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0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4.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第34——44页。
　　15.16.参见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17.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0期。
　　18.参见《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19.参见《北方古文化又一奇观》，《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3日。
　　20.参见《陕西旬邑县发现秦代兵站遗址》，《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日。
　　21.22.《汉书》卷六《武帝纪》。
　　23.参见《北方古文化又一奇观》，《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3日。